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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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问题周恩来同志都讲了,我就不要讲很多了。 第一,党内生活问题。七届四中全会[1]以来,我们的党内生活有些呆板,不活泼。四中全会是应该召开的,反对了高岗[2]那一种破坏性的煽动,增强了党的团结。这以前,我们党内有相当一些同志不够警觉,不够自觉,上了高岗的当。所以,把高岗这个“围子”塞起来是必要的。如果不塞起来,还让他再搞一年,那我们的党就会被搞得很乱。可是在高岗问题被揭露出来以后,我们党内又产生了另外一种现象:谨小慎微,莫谈国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都生怕犯那个错误。现在我们就讲清楚,国事有两种:一种是破坏性的,一种是建设性的。像高岗那种破坏性的国事就不要去谈,但建设性的国事就要大谈特谈,因为它是建设性的。 我们党有这样一段历史。在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党是比较活泼的,五万多党员,生气勃勃,但是由于后一个时期陈独秀的右倾路线错误[3],革命失败了。后来我们就搞武装斗争,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个时期,党内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连搞了七八年。当然,这中间也有正确的时候,例如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4]以后有一个短时期,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5]以后有一个短时期,六届三中全会[6]以后有一个短时期。三中全会也有缺点。这三次“左”倾路线都跟共产国际[7]有关系,特别是王明路线[8]。第一次“左”倾路线[9]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不是很大;第二次“左”倾路线[10]从共产国际学了一些东西,但那个总的路线算是中国自己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就不同了,连六届四中全会[11]的决议案都是俄国人给写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长达四年之久,造成的损失最大,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此外,还有张国焘的右倾路线[12]。鉴于这些教训,我们开展了一个整风运动[13],接受好的东西,批评和纠正错的东西,主要口号是又团结又斗争,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统一和分散的问题也有历史的经验教训。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非常强调集中统一,不许讲不同的话。比如“失败”这两个字就是讲不得的,事实上是失败了,可是不能讲失败,如果讲了,你就是机会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给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很大的独立性。但是,后来又发展到了有些根据地闹独立性,不应当由根据地自己发表的意见也发表了,应当听中央指挥的也不听。当然,这同第二次王明路线[14]是有关系的。于是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15]等来进行纠正。在纠正的时候,我们仍然给各根据地保留了很大的自治权力。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又发出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16],逐步把这种过于分散的状态纠正过来。这种过于分散,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适用的,后来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就不适用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各自独立地去搞了。 但是最近这几年又有一种偏向产生了,这就是集中过多了。有些问题,比如工业的集中问题,工厂要有多大的自主权,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有多大的自主权,地方要有多大的自主权,都还没有研究好。如果说苏联革命成功四十年了对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研究好,似乎我们也可以原谅自己,因为我们革命胜利才只有这么几年,而且有些东西既不是中央的决定,也不是地方的决定,就是那么照搬过来了。 总而言之,我们党有这么一段历史,要想一想这段历史。曾经有很集中的时期,那就是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也曾经有很分散的时期,不应当分散的也分散了,那就是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那个时期地方的权力太大了,有一段时间事实上等于没有中央了,后头才逐步纠正过来,这是完全必要的。记得有一次会议上,我一共念了八个文件,这些文件的内容是讲需要集体领导,不要分散主义。现在我们讲,过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鉴于苏联的教训,请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以便适当地来解决这个分权、集权的问题。恩来同志说了,现在由国务院组织一个机构,跟地方的同志一道,拟一个方案出来。 第二,个人和集体的利益分配问题。我同意这样一种意见,即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应该归社员,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归合作社和国家,其中包括合作社的公益金、公积金、生产费、管理费和各种杂费,包括国家的公粮和公粮附加[17]。合作社和国家顶多占百分之四十,最好只占百分之三十,让农民多分一点。这中间有百分之十是各地方可以调剂的。 第三,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关于企业的独立自主,列宁所说的独立自主,应搞到什么程度,请大家注意研究。我想,企业无非是这样两类:一类是生产过程的企业,工业是厂矿,农业是生产合作社;一类是流通过程的企业,就是运输业和商业。这些企业应当有怎样一种独立性呢?我这里是随便这么讲,表述不是很准确,叫做要有点“独立王国”。高岗的那种独立王国当然是应该反对的。这里的所谓“独立王国”,是说要有半独立性,或者是几分之几的独立性,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我这个话不能上宪法,不能上党章,也不能上决议案。总之,如果因为反对独立王国就把一切独立自主都反掉了,没有一点自主权了,那事情也很难办。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关于中央同地方分权的问题,中央要设多少部门,它们有多大的权力,地方有哪些部门,管哪些事,有多大权力,恐怕在几个月之内就可以搞出一个草案来。 我请同志们注意,请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注意,要教育自己的工作人员。听说,现在到中央部门办事见不到人,中央部门处理问题拖延不决,这两点相当普遍。地方要解决问题,到中央部门就是见不到人,连处长都不容易见到,有些问题拖了几年不得解决。应当检查这个问题,看用一种什么方式,又能见到人,又能比较快地解决问题。中央曾经发过一个通知[18],说地方有权制止中央部门发出的行不通的一切命令和指示。这里是说行不通的,你不能一切都制止,如果一切都制止,那就是高岗的独立王国了。也许你们会制止得多了一点,但并非出于坏意,也是可以原谅的。我们信任现在的省委、市委和区党委,给了你们这个权。这个权不能给地委,也不能给县委,只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因为省委、市委和区党委这一级领导干部在政治上比较成熟。总之,你们有权制止一切行不通的、不合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命令、训令、指示、表格,制止“五多”[19]的东西。 第四,修改党章问题。陆定一[20]同志说,党章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现在党章草案已经发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去讨论了,请你们在这上面多提意见。我认为,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 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 第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21]。“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第六,民主管理问题。是哪一个同志在这里讲了,这个问题很重要。现在是发展了命令主义,合作社什么都得听命令。过去是个体经济,就是搞自由主义。现在集体化了,能听命令,一起上工,这就有极大的利益。但是什么都得听命令,这就宽了。命令要正确,范围不要太宽了,要给农民一些自己活动的时间,就是要有一点自由,如同我们每天都要有一点自由一样。我们这些人没有一点自由能活下去吗?我就不相信。比如你们回到家里就可以随便谈谈,跟你们的夫人、小孩讲一点笑话。整天要板起一副面孔,那又何必呢?如果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板起一副面孔,我看只要一个星期,所有的人都要死光的。严肃是同不严肃相对立而存在的,没有不严肃哪有严肃呢?纪律是对没有纪律而来的,是对自由主义而来的,不搞一点“自由主义”怎么行?总是要有一点“自由主义”的。现在我们反对自由主义,是反对在不应当搞自由的地方也搞了自由的那一部分,不是反对一切自由。如果反对一切自由,那就要在每一个家庭设一个检查长去检查,看看他是不是一天到晚都那么严肃,都不搞一点自由。 第七,全国平衡问题。全国的平衡还是需要的。有一个同志讲,地方要有独立性,同时还要有全国的平衡,我看这句话很好。有一些事情地方是不享有独立性的,只有国家的统一性;另一些事情地方是享有独立性的,但也还需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如果上海的货不运到四川去,你李井泉[22]就要叫喊;如果上海的货统统到北京来销,就要把北京的货都打倒。所以还是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平衡,没有调剂,我们全国的大工业、全国的工业化就搞不起来。我们在讲地方的独立性、讲地方独立自主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走向极端,偏到另一方面去了。当然,在现在地方缺少独立性的时候,强调一下地方的独立自主,是很有必要的。 第八,摸经济工作问题。我们搞了六年了,今年、明年这两年要切实摸一下经济工作,中央同你们每年来搞一次,每一年省委、市委、区党委都来汇报一次。但是总还要找一些委、部、局、厂,搞一些典型来研究一下,因为我们也不大懂。请各位同志切实研究一下,着重研究一下,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工作。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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