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毛泽东反击彭德怀万言书的第一篇讲话。文中说：现在是党
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把我们讲
得一塌糊涂， 他们把自己也他到右派边缘了。 “始作俑者，其
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
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
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及许多文件，还跟一部份同志谈了话，感到有
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是一触即跳，
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
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不管
坏话，好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
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
家讲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
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
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
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
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的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
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
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
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
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
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
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
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
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
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
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
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
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
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
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
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
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
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後，群众还
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但
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
了两个钟头。碴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有
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有三十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
多人去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
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
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
听说这些地方搞了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
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
这种分析是否恰当？三个地方三个月当中，有三个三十万人朝山进香，这种
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
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
成一个胖子，你吃三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十年还不会胖，
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百分之
三十是积极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
和部分贫农），百分之四十随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
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
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
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百分之三十。
总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为百分之七十，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
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
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
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
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向大队和小队，这是不好的，群众
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年三、
四月间，就把风压了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
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
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
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
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
以来没有这个规距，一万年以後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
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
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按，此处记忆有误。
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此时宋江还没有上梁山。）是不义之财，取之无
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
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是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
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
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
多月就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三、四
月或加上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
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干部
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没有搞通几个月就
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
要叫他们读，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
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作诗，他口念，
叫别人写；“微令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精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比
盛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
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说，全民大学，我也赞成，
不过十五年不行，恐怕得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嘛。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
（指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
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斛律金，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
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
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字不识的人可以作宰相。为什么我们公社的干部、
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现在不是
农民学哲学么，工人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我们这次
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怎么
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十一
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
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就劝
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
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
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
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区长开了一个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
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
是讲的一蹋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
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
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
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
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
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假成真，本来不错，你
们说嘛。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
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
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
的四种人里面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一类人，但有些动
摇。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
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
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
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
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
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
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对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那种
摇动，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
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
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
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
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
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来对坐在
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
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
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
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进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
“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
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
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是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
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
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
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
莫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七十万条，
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呵！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了，这
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
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十件事，
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
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
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是正
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
首先自己要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
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
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讲的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
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
分析，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他们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上半
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
我那时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三十公里，接近三十公里了，因为右
派很欢迎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三十公
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
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十八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
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
对这些同志是有益处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
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
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为什么只
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
我不忙讲，也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
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
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
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能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
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
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
有十一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
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
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人口对五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
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
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
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
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
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
就办了个食堂。河北一九五六年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
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
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
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
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
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
我是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
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蹋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
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接着就讲这个故事的
原委）。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
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
。我看到列宁的手稿，改得一蹋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
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
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
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
一定要垮。共产党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
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
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
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
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
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能
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
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
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
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
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
本，降低含琉量，为真正好铁奋斗。共产党员有个办法叫做抓。共产主义者
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茶糖药烟果盐
杂，农中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
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买卖猪。党不管党；计
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
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列宁热情磅薄，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
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
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
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
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
杀头，不要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
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作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
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
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
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
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呵？始作俑者，其无
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一千零七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
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
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
发现碴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
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
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
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
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
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
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
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也相当多，如谭老
板（谭震林），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
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你说我不
放大炮吗？我也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
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
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
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
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的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二十个五年计划也
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
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
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
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
热性？马克思也有呵！(刘少奇插话: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
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革命来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头
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泽和在以前也讲过吧？（刘：是
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
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刘:依靠自己本国的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
依靠农民。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
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
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
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
我们还有广州公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
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
和党都缩小到十分之一，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
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豪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
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
了代价、多用点劳力、多付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
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按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
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
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
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
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
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
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
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
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
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
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
有责任？（按：柯曾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
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赶超
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赞赏，成为南宁
会议的先声。）钢铁你要搞六百万吨，（按：一九五八年六月华东计划会议，
确定华东一九五九年钢铁指标为六百万吨，引起一九五九年指标全面高涨，
也影响到五八年钢铁指标的变化），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北戴河会议公
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
我，应该绝子绝孙。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
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
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
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
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摘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版），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系根据作者本人的详细记录，并参照别人记录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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