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庐山会议与“反右倾”运动

　　就在我们“压缩空气”，调整经济指标之际，中共中央在中外闻名的庐
山，相继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人中全会。

　　会议除审议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调整钢、煤、粮、棉等主要
指标以外，原定的议题主要是总结1958年以来贯彻“总路线”，发动“大跃
进”、“公社化”的经验教训，以便继续纠正“左”的错误，使我国社会主
义建设进一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毛主席在会议开始时，概括国内形势是：
“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提出18个问题，主要是关于当前形
势、今后任务以及一些具体政策，请到会同志讨论和研究解决的办法。

　　庐山会议于1959年7月2日开始，至8月16日结束，先后开了一个半月。
头半个月，气氛是轻松愉快的。我们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感到盛暑炎
夏，来此聚会，既暂时摆脱了繁忙的日常事务，放松一下身心；又在毛主席
直接主持下，畅谈“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总结我们工作中的成败得失。
每天除了开会，就是会同老战友、老领导观赏风景，叙旧谈心，大家称之为
“神仙会”，心情十分舒畅。当时，谁都没有想到会上突然爆发“重大路线
斗争”，导致会议主题从纠“左”转为反“右”，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关于庐山会议从纠“左”转为批判鼓德怀、发动“反右倾”的经过情况，
国内外已经发表和出版了许多文章、著作，真真假假，其中有的是参加过会
议、亲身经历了那场斗争的当事者写的，而胡编乱造的也不少。庐山会议结
束以后，中共江苏省委于8月30日召开三届十次全会（扩大），我在会上对
庐山会议的大致经过作了传达。现按照当时的“传达提纲”，将有关部分原
文转录如下：

　　庐山会议从7月3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16日是八
届八中全会。这两个会议都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下进行的，毛主席在会
上作了多次重要讲话。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除中央负责同志外，有中央
有关部门的部长和全国各省、市委的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分为
两段。第一阶段是7月3日至16日，我们当时称这几天是“神仙会议”。会议
对毛主席提出的18个问题分组进行了讨论，原来准备把讨论的18个问题写成
一个《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要》。会议原定在15日结束，但在讨论过程
中，对于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的估计上，实质上是对总路线、对人民公社、
对大跃进一开始就有了意见分歧，发生了若干争论，毛泽东同志早就看出了
这一点，所以在18个题目外增加了一个团结问题。

　　我在“传达提纲”里还讲述了会议是怎样从纠“左”转为“反右倾”的：

　　当时，毛泽东同志指示，大家也有这样的意见，不管什么话都可以讲。
毛泽东同志说，人生了个嘴巴，有两个作用，一日吃饭，二日讲话，有话就
讲，有什么压力？ 7月14日，也就是原拟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前一天，彭德
怀同志发出了他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16日，毛泽东同志以《彭德怀同志的
意见书》为题，指示印发到会同志。原来按地区分组的，这时就不分地区重
新编成小组讨论，会议进入第二阶段。18日，黄克诚同志上山，19日在小组
会上发言。21日，张闻天同志作了长达一个下午的长篇发言，周小舟同志也
积极响应。他们都赞同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在许多方面作了进一步
发挥。于是，会议展开了大是大非的争论。23日，毛泽东同志作重要讲话，
明确指出，争论的性质是两条路线问题，“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
险。毛泽东同志紧接着又发出了对彭德怀同志一封信的评论。会议展开了对
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同志在内的“反党集团”
的揭发和批判。8月2日开始，举行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对会议的任务、
开法作了指示。全会进行了十天小组讨论和四天大会发言，从政治上、思想
上、组织上，对“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集团”进行系统
的揭发和批判。最后，议定了会议的公报，作出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
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
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以上是我当时作的传达。今天来看，庐山会议发生的批判彭德怀同志，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完全错误的。开始讨论彭德怀同志的“意
见书”时，我和李先念、王任重同志，还有胡乔木、田家英等几位“秀才”，
都不赞成“反右倾”。当会议进行重新编组时，几位“秀才”被派到各组去
当“观察员”，我被分到东北组，参加讨论。在会议对彭、黄、张、周展开
激烈的批判时，我在小组发言中虽然也作过某些违心的“批判”，但思想上
是有保留的。我见张闻天同志思想包袱很重，情绪低沉，曾找他谈心，说：
“闻天同志，你愁眉苦脸干什么？如果错了，就承认；对的，就坚持。有什
么想不通的，还可以找主席谈嘛！”我还讲了不少自己的看法。张闻天同志
去世以后，在他秘书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还提到了在庐山的这段经历。说
在当时那种政治压力下，就连他的秘书也只好违心地参加批判。只有江渭清
敢找张闻天同志谈心，谈过以后，他的情绪好多了。

　　多少年过去了，我和许多曾经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对于毛主席亲自发动
的这场错误批判和作出的错误决定，至今仍感十分痛心。大家知道，彭德怀
同志对党对人民无比忠诚，为人耿直，性格豪爽。他在党的会议上发表意见，
向党的主席写信，这本来是完全正常的，信如其人，有啥说啥，即使提意见
的方式有什么不当，内容间或有过头之处，也不能说是有计划、有组织地
“反党”。会上，彭德怀同志并没有全盘否定“大跃进”的成绩，主要是对
浮夸风、瞎指挥风提出意见，这是对的。他信中说，我们炮击金门，处理军
事问题得心应手，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
“大跃进”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等，实际上这是党内外多数人皆
有同感的。但是，毛主席坚持他提出总路线，发动“大跃进”的初衷，认为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
我们党正处在党内党外“右派”的夹击之中。他还认为，庐山出现的这场斗
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
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因此，不仅要求全党同志“硬着头皮
顶住”，不要动摇，而且把“右倾”上升为主要危险，把彭德怀等同志说成
是“反党集团”，从而引导批判不断升级，在会议公报和决议中，把对彭德
怀等同志的“批判”，说成是“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
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保
卫了党的总路线，保卫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了党的团结，
保卫了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使我们党“避免了两大祸害”，即避
免了“党的大分裂”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马鞍型”。这样，经过庐山会议，
就完全中断了正在着手的纠“左”步骤，使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转入了“反
右倾”的更大误区，实际上等于为“左”的一套错误火上加油。由此不同意
见很难发表，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遭受严重破坏，直到发展为“文化大革命”
这样惨重的极“左”灾难。


　　六、“继续跃进”后果更为严重

　　还在庐山会议期间，中共江苏省委就根据中央的“反右倾”精神，对工
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的“继续跃进”，作了具体部署。

　　8月2日，即八届八中全会开始的当天，我向省委电话传达毛主席关于反
右倾、鼓干劲的讲话精神。省委迅即召开常委会进行讨论，并由常委分赴各
地传达毛主席指示，要求狠抓当前工作，大干8、9两个月。

　　8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克服右倾情绪，厉行增产节约》的社论。
省委据以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级领导正确分析和认清形势，批判和克服右
倾松劲情绪，掀起群众性的生产高潮。

　　8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省委于10日至12日召
开有地、市委书记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组织学习讨论，研究落实的措施。

　　8月16日，庐山会议结束。由于会议后期的紧张气氛，加之途中奔波，
我赶回南京，就病倒了。待身体稍有恢复，即召开省委三届十次全体会议
（扩大）。我在会上除了传达庐山会议的大致经过以外，还传达了毛主席的
一系列讲话、指示和八届人中全会的公报、决议及其他有关文件精神。然后，
按照庐山会议对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批判精神，联系我们自己的工作
和思想实际，围绕着“世界观”、“两条路线斗争”和“对待革命的群众运
动的态度”等问题进行对照检查，以提高对“反右倾”的认识。

　　反“右”势必出“左”，使本来已很膨胀的“左”的空气更加膨胀了。
会议期间，我签发了省委根毛主席、党中央和上海局的几份简报。在反映宣
传贯彻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的简报中写道：

　　8月26日晚八中全会公报和增产节约决议公布以后，全省各地广大群众
纷纷举行集会、游行，送喜报、表决心，人心沸腾，情绪高涨。工人称赞：
“这个公报是团结的公报，鼓劲的公报，战斗的公报，振奋人心的公报，继
续跃进的公报。”公社社员反映：“看了公报、决议有四喜：‘一喜工农业
生产大跃进，二喜五年计划两年完成，三喜超过英国缩短五年，四喜四十条
纲要提前实现。’”公报和决议，鼓舞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有
力地推动了当前工农业生产。目前，全省范围内增产节约的新高潮已全面掀
起。在工业生产方面，计划和措施纷纷加强，生产节节上升。以南京市为例，
8月份l～25日的工业总产值比上月同期增长11.8％。从全省来说，6、7两个
月以来生产逐月下降的情况完全改变过来了，一股松劲、泄气的乌云消散了。
在农村，人民公社普遍开展了超定额、超包产运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空前高涨。

　　在9月11日的简报中，提出要在当前农村“继续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下，
全省粮棉产量在1958年的基础上再增产一成到H成。其中，粮食尽一切努力
达到320亿斤，争取340亿斤，比上年增产10～17％；棉花达到480万担，争
取500万担，比上年增产3～10％。油料、蚕茧、茶叶、果品、生猪等也要有
所增长，争取农副业全面跃进。

　　在9月16日的简报中，列举了工业生产和其他工作中“右倾思想”的具
体表现。例如，有的地方强调计划落实，不敢提高速度，指标越搞越低，余
地越留越大，甚至到了“吃饭指标”、“睡觉指标”的地步；有的地方“大
跃进”中倡导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再动用，现场会议少了，竞赛从
“公开赛”转到“秘密赛”；有的地方因反对浮夸风、形式主义，“红旗”
不插，“擂台”不摆了，生产不是热气腾腾，而是冷冷清清。简报中还批评
了一些干部思想上四平八稳，对“大跃进”中局部的缺点、错误，分不清主
流与非主流，等等。这就在实际上把开始着手的纠“左”统统当作“右倾”
表现而加以批判了。

　　省经济规划，提出争取提前五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指标。到1962年，粮、
棉、油产量力争在1957年基础上增长一倍以上，农业总产值达到别亿元到12
0亿元。工业方面，要求1962年生铁100万吨到120万吨，钢30万吨至50万吨，
原煤1300万吨至1400万吨，工业总产180亿元，即比1959年翻一番。重申195
8年提出的“政治挂帅，以生产为中心，带动各项工作一道前进”的口号，
要求反右倾，鼓干劲，全党要以保卫党的总路线作为一切工作的纲，大力宣
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这里还应提到的是，庐山会议结束前，毛主席曾就如何贯彻“反右倾”
的问题，征求各省、市负责同志意见。我在会上回答说：回去以后，我们从
江苏实际情况出发，有有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
毛主席表示赞成，说，就照你们的具体情况办。

　　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过程中，中央曾于1959年11月27日转发《关于划
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当时，省委常务书记是刘顺元同
志。刘顺元同志为人正派，严于律己，理论修养很深，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
他对社会主义改造是积极拥护的，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充满热情的。后来，
他感到从合作化，到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工作中的问题越来越多，风
气越来越坏，很有意见，曾经公开批评过“三六九干部”、“风马牛干部”。
“三六九干部”是指不干实事，只会在嘴上卖弄“三面红旗”、“六亿人民”
、“九个指头”，以势压人的干部；“风马牛干部”是指见风使舵、吹牛拍
马的干部。这些话传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那里。柯庆施在庐山会议结
束时，曾向我提出要批评刘顺元同志，暗示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
作了解释，说要看通篇文章、报告讲的是什么，不能凭一句两句话就说有什
么问题。如果省委常委里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长
嘛！我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怎么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就这
样应付过去了。当年秋天，毛主席乘坐专列路过南京，在列车上召见我和省
委其他负责人，并询问了“反右倾”情况。我向他老人家汇报说：我们有
“右倾”思想，但没有“分子”。譬如对1958年放农业”高产卫星”、“钢
铁卫星”，我和其他常委同志都说过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总路线、大
跃进，而是反对浮夸虚假。这样，从我们省委到由省委管理的各地、市、县
委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不归省委管理的基层
党员干部，被划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是有的。全省戴上“右倾机会主
义分子”帽子的党员、干部等254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总数0.2％，虽然比
当时中央所作的全国大约占2％的估计少得多，但毕竟伤害了一些同志。这
批被错戴帽子的同志，在以后中央举行的“七千人大会”期间，全部平反。

　　由于从上到下层层“反右倾”，进入大跃进第三年，即1959年底到1960
年春夏，包括江苏在内，在煞“五风”时开始制止的“左”的错误做法、浮
夸不实的口号，又重新出现。一些地方提出在三五年内实现人民公社“由基
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已在实践中证明行不通的农村公共食堂又被
视作“有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生事物”而重加提倡；还有的提出要
建立“城市人民公社”。与此同时，工业方面“压缩空气”，下调过高的指
标，被批为“右倾”；农业指标则由下调变为上调，一些地方重新提出要像
1958年那样，“争上游，创奇迹”，“竞赛评比打擂台，现场会议插红旗”，
不顾实际，盲目蛮干。

　　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的实际结果是，1960年农业全面减产。全省原
计划1960年粮食总产380亿至400亿斤，实际只完成191.96亿斤，比上年减少
6.58亿斤，还低于1952年199.5亿斤的水平；棉花600万担，实际只完成248.
5万担，比上年减少93.1万担，低于1953年294万担的水平；钢铁、原煤等，
均远未达到计划指标。

　　不仅如此，由于高估产、高征购，从1959年秋冬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
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浮肿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现象。1960年春
夏，情况更加严重。这年2月，省委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
者共有12.6万人。另据镇江、扬州、徐州、淮阴四专区和南京市不完全统计，
农村外流人口达14.8万余人。到6月份，省卫生厅统计，全省共有89.2万余
人次患上了浮肿病和消瘦病。我和省委其他负责同志曾分头下去调查，发现
一些地区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以情况最严重的宝应县为例。从1959年冬到
1960年4月，该县先后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6.2％。在这些死亡
人口中，除一部分属于正常死亡，绝大多数是因为缺粮而饿死的。解放后多
年没有出现的弃婴现象也出现了，而且为数不少。宝应城内拾到的弃婴就有
927名，其中死婴153名。

　　宝应的自然条件在全省属于中等，1959年基本上未发生大的自然灾害。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问题呢？ 1960年春，省委和国家粮食部门分别派
工作组去该县作了调查。根据调查材料，我在5月初扬州地委召开的一次会
议上，曾作了题为《兴（化）高（邮）宝（应）问题的病症何在》的讲话，
指出：宝应出现如此严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
虚报产量，征购过头。当发生人口大批死亡、生病、外流的时候，领导上仍
然熟视无睹，还在干部中大反“刮低产风”，在群众中大反“瞒产私分”，
把群众的口粮、种子都征购一空。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太湖之滨的宜兴和
宁镇山区的高淳等县。这些县的县委固然有责任，省委、特别是我要负责任。
归根到底，是由于“大跃进”中那套“左”的错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是
多么惨痛而又深刻的教训啊！


　　七、重兴调查研究之风

　　鉴于庐山会议以后“反右倾”、刮“共产风”，到196O年底整个国民经
济进入了“低谷”的严重情况，中共中央相继于当年11月3日发出《关于农
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11月15日发出
《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人1961年1月，召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
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主席、
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力图纠正庐山会议以后继续发展着的“左”的错误。


　　尽管如此，1961年经济滑坡的情况并未煞住。就江苏来看，以1961年与
1960年相比，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又从137．16亿元下降为105．52亿元，其中
工业产值由79．27亿元下降为49．42亿元。全省入库粮食总数为165亿斤，
又比1960年减少22亿斤；棉花、油料等也有不同程度减产。

　　事情非常清楚，“三年大跃进”（1958～1960年），导致了“三年困难
时期”（1959～1961年）。就全国而言，所谓“天灾人祸”，除了“大跃进”
中“左”的失误以外，还有自然灾害的影响，苏联的逼债，加重了困难；就
江苏而言，1961年春旱秋涝，7、8、9三个月内接连三次台风暴雨袭击，致
使全省3000多万农田严重受灾。其中本来比较差的徐（州）淮（阴）盐（城）
扬（州）四个专区，粮食减产达13．l亿斤，真是“雪上加霜”。农业减产，
工业滑坡，市场萧条，城乡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普遍实行口粮低标准，大搞
代食品，粮菜混着吃。这就是人们至今记忆犹新的“瓜菜代”。

　　处此严重关头，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带头节衣缩食，与全国
人民一道，共渡难关。同时，号召全党调查研究，纠正“五风”，团结奋斗，
克服困难。我记得，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闭幕不久，即1961年1月29日，毛主
席在南下调查途中路过南京，同我谈话时特别强调：各级领导要深入基层，
抓典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于这年3月23日
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
。在毛主席的大力倡导、率先垂范下，全党同志调查研究蔚然成风。由毛主
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著名的“农业六十条”，
就是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同志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大跃进”经
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不断补充、修改以后形成的。与此同时，还制订了
“工业七十条”、“科研十四条”等。所有这些，对保证中央“八字方针”
的全面贯彻执行，指导全党纠正“五风”，扭转危局，发挥了重大作用。

　　当时，我和省委其他负责同志，都深入下去，分头在徐惟、里下河、太
湖、宁镇山区选点调查。从调查中，我们痛切地看到，三年“大跃进”，特
别是庐山会议以后“继续跃进”，破坏很大。事实上，早在庐山会议之前，
即1959年4月上旬在上海召开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主席曾就农村人民
公社如何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问题，亲自交代柯庆施、曾希圣、
江华和我，分头下去调查，找“理论根据”。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回到毛主
席下榻的上海锦江饭店，集中汇报。柯庆施说，他忙于事务，未作调查。曾
希圣、江华说，他们下去调查了，但未找到理论根据。毛主席要我讲讲情况。
我说，到武进县作了调查，找到了理论根据，并把那里一些基层干部对人民
公社“一大二公”的管理体制方面的意见，向他老人家作了具体汇报。我说，
现在把一切统到公社，有“三个不适应”，一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二是与群众的觉悟水平不相适应，三是与干部的领导能力和管理水平不相适
应。所以，只有实行队为基础，才能解决这三个不适应。毛主席很重视我的
汇报。他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列宁没有讲过，斯大林没有讲过，
马克思就更不用说了。现在群众讲出了“以队为基础”的理论根据。这个问
题很重要。

　　接着，我谈到了为什么会刮“一千（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的
“共产风”，把武进一个大队支部书记的看法讲给了毛主席听。这个大队书
记说，“浮夸风”主要由于“瞎指挥”。“共产风”，主要是因为存在“三
个误解”，一是把社会主义误解为共产主义，二是把集体所有制误解为全民
所有制，三是把“按劳分配”误解为“按需分配”。毛主席听后称赞说，这
个书记的水平高。

　　这些情况说明，从毛主席、党中央于1958年11月召开郑州会议起，经过
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及上海会议，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前，
我们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经过调查研究，在初步纠正“左”的错误，解决
“大跃进”、“公社化”运动中的混乱思想和混乱现象等方面，曾做了大量
工作。对于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批评“共产风”，纠正平均主义，实行“三
级所有，队为基础”，体现按劳分配，恢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指示精神，
都执行坚决，贯彻较好。例如，1958年11月，省委作出了关于保证工人农民
吃好、住好、休息好的决定。1959年，省委、省政府联合发布文件，强调实
行生产队部分所有制，以保护农村生产力，并作出十二条暂行规定，其中包
括：三包一奖，超产奖励；粮食包干，多产多吃；耕畜农具，固定到队；养
猪养羊，队营为主；零星土地，自行种植；菜地固定，自种自吃；饲料基地，
队种队收；小沟小塘，由队放养；小片林木，归队收益；零星副业，队营队
有；生活福利，包干到队；队营收益，规定比例。应该说，如果按照庐山会
议前已经采取的这一系列纠“左”煞“五风”的正确措施坚持下去，即使遭
受自然灾害，情况也要好得多。


　　八、有步骤地解散食堂

　　我们在调查中，还痛切地看到，要从根本上克服困难，扭转局面，除了
坚决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和各项有关政策之外，要把“公社化”、
“大跃进”中破坏的农村生产力完全恢复过来，中心的环节是保护和恢复农
村劳动力。因此，安排好群众生活，保证群众最低的生活需要，就成为各级
党委头等重要的任务。

　　当时，中央曾指示：“安排好群众生活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办好食堂是
安排好生活的基础。”从1960年秋冬至1961年底，我在省委常委会、省委全
委会和地、市委书记会议及其他有关会议上，几乎逢会必讲，在口粮低标准
的情况下，必须充分注意安排好城乡人民生活，这是关系到能不能恢复、保
护劳动力的首要关键。特别是在农村，一定要吸取宝应、高淳等县的惨痛教
训，决不允许再发生因吃不上饭而出现大量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外流和弃
婴等严重情况。为此，我反复讲，粮食产量一定要摸底，估产、征购一定要
实事求是，口粮安排一定要落实到人头。省委决定，对全省社员口粮实行
“以人定量，按月落实，发证到户，节约归己”。要求各级领导组织干部、
群众，在搞好集体生产的同时，千方百计，因地制宜，挖掘潜力，包括开发
代食品，种好自留田、十边地，开展生产队和社员家庭副业等，以解决口粮
困难。还强调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劳逸结合”的指示，保证社员、职工、
干部、学生睡足8小时，不得任意加班加点。在受灾歉收、口粮标准很低、
病弱者又较多的社、队，冬春期间可以半天劳动，半天休息。

　　除此之外，还要解决吃食堂的问题。“大跃进”、“公社化”中提出
“吃饭不要钱”、“生活集体化”，农民普遍吃食堂，全省一度办起30万个
食堂，吃食堂的占农村总人口的97％。所谓“吃大锅饭”，就是从那时候流
传开来的。当时，我们已经发现，这样大呼隆吃食堂，管理困难，浪费甚大，
弊端甚多。还在1959年春夏，省委就同意一些地区提出的经过群众讨论、本
着自愿的原则，可以把口粮分发到户，实行社员回家自炊自吃的办法。但是，
庐山会议以后，刮起新的“共产风”，把这些做法当成“右倾”，加以批判。
一些停办的食堂，被迫重新开伙。1960年春统计，全省共有农村公共食堂16
．8万个，参加农户48万户，占农户总数的55％。为此，省委根据中央有关
指示，作出明确规定：一是各级党委，都要有一个书记专管以食堂为主的群
众生活福利，从省到公社都要建立生活福利委员会；二是建立以党团员为核
心的食堂管理委员会，社、队各级干部都要轮流到食堂当炊事员，帮助改善
食堂经营管理；三是各级干部下乡，都要按照定额标准吃饭，不准特殊，不
准吃夜餐；四是分配给社员的口粮，一定要保证到人。

　　1961年2月6日至8日，毛主席南下调查，到达杭州。他把六个大区书记
和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找到一起，听取关于纠正“五风”问题的汇报。
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食堂问题。在杭州到绍兴的专列上，毛主席带着大
家，听柯庆施讲食堂办得怎么好，吃食堂有多少好处，其他人也是一片赞扬，
毛主席听得眉飞色舞。那正是早春时节，我坐在车上，眼望窗外。所谓“三
年困难时期”尚未过去，麦苗点缀田野，沿途寒风瑟瑟，富饶的江南大地，
显得十分冷落。我看着外面的景况，心头很不是滋味，所以一言不发。

　　毛主席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他见大家议论风生，就我沉默不语，说：
“渭清同志，他们都讲办食堂好，唯独你不讲话，这是什么道理？”

　　我回答说：“我不好发言。”

　　毛主席听出了我的言外之意，就鼓励说，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抓辫
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后来，有人把这话概括为“三不主义”，就是毛
主席在杭州到绍兴的专列上，对着我第一次提出的。

　　毛主席既讲了“三不”，我也只好放开胆子讲了。我对他说，大家都讲
食堂怎么好。要我来讲，是怎么不好。

　　毛主席笑了，你是反对派嘛！就把你的“不好”讲给大家听嘛！

　　接着，我具体讲了食堂有三个“不好”。

　　我说：“食堂耗粮特别大。本来，一家一户过日子，再穷也有个‘糠菜
半年粮’。您老人家也曾讲，要‘平时吃稀，农忙吃干，老弱干轻活的吃稀，
青壮年干重活的吃干’。大办食堂以后，不分老少，不管活轻活重，都在一
个大锅里吃，一年吃了两年粮，全年口粮几个月就吃光了，吃不起。”

　　毛主席伸出一个手指，打着手势说，这是一。第二呢？

　　我说：“农民一家一户过日子，每户挖点野菜，剩场剩饭什么的就能养
一头猪，全国一亿多户农民，每户养一头猪就是一亿多头猪。现在办公共食
堂，不许养鸡、养鸭、养猪、养羊，结果没有蛋吃，没有肉吃。”

　　毛主席伸出第二个手指，这是二。第三呢？

　　我说：“吃食堂浪费大得不得了！各家各户烧饭时，对锅灶碗盆，十分
爱护。办了食堂，锅灶经常坏，碗筷随手丢。许多食堂要经常买锅添碗置灶
具。还有，干部和他们的亲属借机搞特殊化，多吃多占，严重影响干群关系，
这些问题还可以通过整风整社解决；更严重的还有个烧草问题。您老人家提
倡种树绿化，现在办食堂缺烧草，就到处砍树。农村的树木砍得差不多了！”

　　我总括起来说，刚才大家讲食堂怎么好，有的还讲公共食堂给社员吃
“四菜一场”。我在江苏没见过。要我来讲，如果再搞下去，连“一场”都
要喝不上了！

　　毛主席听我这么讲，就掉头问坐在一边的周总理，渭清意见对不对？总
理说，他讲得有道理。坐在另一边的胡乔木、田家英同志也表示赞许。毛主
席就对总理说，作两个决定。一是派乔木、家英分头到湖南、浙江农村作调
查，时间一个月；二是调查以后，中央开会讨论食堂问题。如果渭清讲的对，
就“一风吹”；不对再作别论。这时，柯庆施插上来说，苏州地区条件好，
食堂可以办下去。我说：“苏州也不能办。”毛主席说，渭清同志，你回去
以后，先把江苏的食堂解散。

　　我说：“主席，马上解散也不行。”

　　毛主席问：“照你看，该怎么办？”

　　我回顾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食堂从“大办”、“散伙”到“再大
办”的过程，说：这几年搞了几个“大办”，特别是“大办钢铁”、“大办
工业”，不少日用品，包括火柴、食盐、煤球、锅子、碗筷等，都严重脱销，
有的地方已经很长时间见不到了。所以要停办食堂，不光要确保口粮定量到
人，分发到户，还必须解决一家一户用的锅、碗、烧柴等问题。不能办食堂
“一哄而起”，停食堂“一哄而散”，如果马上解散，势必给群众带来新的
困难。

　　毛主席表示赞同，说：就照你们江苏的具体情况，研究办理。

　　我从杭州返回南京以后，于2月23日召开省委常委会，传达和学习毛主
席的有关指示精神，着重讨论和研究了食堂问题。我们从当时具体情况出发，
没有讲“解散”，而是讲“调整”。省委确定，要防止有些干部卸包袱，食
堂的调整要慎重。城市的食堂可以先行调整，农村食堂的调整则要有领导有
准备地进行。实际上就是要求采取积极态度，逐步停办食堂，并为群众创造
自己开伙做饭的条件。

　　5月下旬，我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经过
修改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
决定取消农村公共食堂。


　　九、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在省委和地（市）、县各级领
导比较深入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于1961年7月20日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
上的讲话中，对江苏“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作了初步总结，指出：三年多
来，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产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并
造成严重后果，使农村生产力受到破坏，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困难，使许多人。
动情不舒畅。

　　我回顾了1957年冬季农业大生产运动到1958年春发起“大跃进”，在
“鼓干劲，争上游”的口号下，盲目地认为农业产量可以“一翻再翻”，片
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接着在“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
中，大放“高产卫星”，大办食堂，“五风”愈演愈烈。根据党的八届六中
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第二次郑州会议批判“一平二调”
的“共产风”和毛主席的《党内通讯》六条指示，以及上海会议《关于人民
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精神，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着手纠正工作中的缺
点和错误。但是，在传达贯彻庐山会议“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以后，又
掀起了“继续跃进”，工业生产层层压指标，基本建设层层加码；农业生产
大搞“连片种植”，大办千头、万头猪场，助长了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
强调“发展社有经济”，提出“农村公共食堂普遍化”，刮起了新的“一平
H调”的“共产风”。直到196o年底，秋粮过秤入库，摸到了农业减产的
“底”，我们的头脑才真正冷静下来。遵照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精神，
省委部署了整风整社，狠刹“五风”，明确提出以抓生活作为冬春工作中心，
才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

　　通过以上回顾，我代表省委对三年“大跃进”的缺点、错误，总结了三
方面的经验教训。

　　一是在所有制的问题上，光凭主观想像，企图尽快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
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因为根本不具备物质条件，于是
只好大刮“共产风”，搞“一千二调”，无偿调用社、队和社员个人的生产、
生活资料；只好在分配中实行平均主义，而且把社员家庭副业当作“自发资
本主义”，无偿没收其收入和产品。据当时估计，全省“平调”帐约20亿元
左右，差不多对每个农民平调60元。这不仅动摇了集体所有制的基础，而且
犯了剥夺农民的错误，伤了农民的心，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因此，只
有彻底纠正“五风”，坚决退赔，才能稳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
制，重新取信于民，稳定人心。

　　二是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发动“大跃进”
的本意是想为群众做好事，尽快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确实出于好心。但
是没有走群众路线，没有充分发扬党内外民主，凭主观愿望，盲目蛮干，结
果违背了客观规律，违背了群众意愿。例如，大办水利，是件好事，但是要
求过高过急，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大超过群众负担能力，有些工程是搞
得好的，也有相当一部分工程，群众付出了很大代价，还是配不了套，发挥
不了效益，造成很大损失。又如一个月实现人民公社化，结果在劳动组织、
生产指挥、经营管理、基本建设、进行协作等方面都只能采取行政手段、强
迫命令；在对生产的领导上，包括种植计划、生产改制、工具改革、技术措
施等，都是“一个样”、“一律化”、“一刀切”。党长期以来在农村工作
中和农业生产指导上坚持的“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和“说服教育”、
“典型示范”等基本经验，都被丢掉了，助长了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
不实的形式主义，“花架子”大为盛行。甚至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制造
假“典型”，动不动组织“万人大检查”，到处召开现场会“比武打擂台”，
严重挫伤了群众积极性，对生产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第三，我还检查了“大跃进”中所以出现这些缺点、错误，除了指导思
想上的“左”以外，又是同放松调查研究分不开的。在“五风”泛滥的那段
时间内，我们各级领导“走马观花”的多，深入一点蹲下来的少；听干部汇
报的多，直接听群众意见的少；看第二、第三手书面材料多，直接掌握第一
手材料少。毛主席一贯倡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那段时间内，包括
“大办人民公社”在内的许多事情，恰恰是凭主观愿望，未经调查研究，就
夸夸其谈；情况不明，就大下决心；结果必然以感情代替政策，发展了主观
主义，助长了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和瞎指挥风等“五风”危害。

　　此外，我还检查了三年“大跃进”中，放松了“以农业为基础”这个基
本国策，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严重削弱了农业，忘记了吃
饭是第一件大事，造成了农业大减产。

　　今天看来，我当时的这个检查，还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但确实比较实
事求是，心情是沉痛的。1961年12月13日，毛主席乘专列从上海来到无锡。
14日至15日，他接见了我和许世友，还有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同志，
听取了无锡市委书记何冰皓、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储江、镇江地委第一书记李
楚等同志的汇报，对如何看待国内外形势，如何克服当前困难和贯彻执行
“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作了重要指示。他针对一些同志情绪低
沉的情况，一再强调，有困难、有缺点，不要怕，是可以克服的。鼓励我们
不要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我在汇报中讲到集体粮食的分配数虽然
少了，但由于贯彻了中央的政策，群众活路多了，算上自留地、“十进田”
生产的粮菜，估计70％的社员生活可以比上年好一些。毛主席听了连连点头。
我又讲到这几年农业生产为什么有的地方增产，有的地方减产，说明“条件
大体相同，主观努力不同，效果也大不相同”。毛主席说：“你讲得好。”
要我们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对困难也要“两点论”，要看到有困难，有办法，
有希望。他充满信心地说：“久卧思起，现在到了起床的时候了。到了谷底，
就要上山了。”毛主席还详细询问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
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的贯彻落实情况。这个指示，是他亲自调查
研究、听取下面意见以后，建议中央发出的。针对一些干部认为人民公社实
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倒退”的说法，他指出：“这不是后退，恰
恰是前进。江渭清同志不是讲底子薄吗？国家底子薄，工厂底子薄，公社底
子薄，最主要的是现在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底子厚起来，就要实行以
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他说：没有肥料靠谁搞？把牛养好靠谁？还有农
具的使用保管，都要靠生产队，所以要花工夫搞好生产队，扩大生产队的分
配权。我还具体汇报了全省粮棉收购情况，虽然超额完成了任务，但有些专
区、有些县减产严重。毛主席对这样如实汇报作了肯定，还说要把超额上交
中央的部分粮食还给江苏，调动你们的积极性。当询问城市工作时，我针对
当时市场萧条的情况，汇报了南京搞“十副担子”（即小吃、小零售、小手
艺等担子）串街，既活跃了市场，又方便了群众。毛主席听了很感兴趣，连
声说：“这个办法好！”最后，他指示， 1962年工作要抓工、农、兵、学、
商、政、党七个字，要大抓一年，在这几个方面都要抓出一个头绪来，把全
党全国工作进一步引上轨道。毛主席的这些谈话和指示，实际上是帮助我们
省委，在初步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振奋精神，纠正失
误，克服困难，也为我们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七千人大会”，
作了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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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三年“大跃进”，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指出：“1958年，党的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
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情况的
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今天
总结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也应采取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我认为，“大跃
进”确实是一个严重的失误。但是，三年“大跃进”中全党和全国人民那种
奋发图强，力求改变我国“一穷二白”面貌，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斗志；那
种鼓足干劲，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热情；那种意气风发，吃大苦耐大劳，
大干社会主义的精神，则是可贵的。广大干部群众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了
一部分成果。江苏的钢铁、农机、化纤、电力、电子等工业，就是在这个时
期奠定发展基础的。南京钢铁厂、无锡钢铁厂、苏州钢铁厂、徐州钢铁厂等
钢铁企业，都是在“大炼钢铁”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江苏有名的社队企业
也是最初出现在这个时期。特别是农田水利建设发展迅速，从1958年至1960
年全省共完成30亿土石方，兴建了50多万马力的机电排灌工程，扩大了灌溉
面积，拉下了贯通全省排灌网络的框架，为实现洪涝分开、排灌分开、高低
分开、内外分开、降低地下水位的综合治水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至
3O多年后的今天，还在发挥效益。

　　在这一章结束之前，我要说一说，我作为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在
“大跃进”中的一些重大决策，最后都是由我拍板的。对于江苏“大跃进”
中的严重失误，我应负主要领导责任。“大跃进”的沉痛教训，教育了全党，
教育了我们的党员、干部，使我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探索一条建设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多么来之不易，又是多么至关重要！

　　
《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五章第438-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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