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全国性的由“大跃进”而继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县
开展，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
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1959年秋，又开展“反右倾”斗争，继续了“大跃进”
的错误，给全县政治和经济都带来极严重后果。后来，在党中央和各级党组
织领导下，自己纠正了这一系列错误，逐渐恢复了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
◇ 大炼钢铁
1958年5月，中央正式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6月，桐梓县发出《贯
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通知》，指出“总路线是一切工作的指南”，“高
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掀起“大跃进”高潮，“以钢为纲”推动全面跃进。
是月，县委提出全年完成钢1.5万吨，生铁30万吨。8月调整为钢1万吨，铁1
0万吨。10月提出“书记下炉作战，全民大办钢铁”。在大办钢铁中，批判
“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开展“插红旗”、
“拔白旗”，不少基层干部因“右倾”被“拔白旗”，受到批判、处理。在
农村抽出4万强劳力日夜苦战，全民上山，伐木烧炭炼铁，破坏了自然资源
和生态环境，贻误了秋收，大片成熟农作物烂在地里。
◇ 人民公社化
1958年9月初，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
议》，部署大办人民公社。9月中旬，东方红人民公社成立，范围包括东山、
燎原、长峰、沙红等5个乡和城关镇共31个农业社、6358户、31258人。下旬，
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按原来的8区2镇调整合并建为7个人民公社。强调
“一大二公”，实行组织“军事化”、生活“食堂化”，推广农村集体食堂，
全县“大办食堂”1956个，在食堂集体就餐283619人，占总人口的95％。生
产上瞎指挥，搞“大兵团作战”，在葫芦坝、元田坝和夜郎、官仓、木瓜、
黄坪等坝区集中搞深耕密植，深挖2～3尺，每亩下小麦种百余斤，导致地力
破坏，次年夏粮大减产。分配和流通上人为拔高生产关系，否定按劳分配和
等价交换原则，过早实行按需分配，导致“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越演越
烈。
◇ 高指标 高估产 高征购
1959年1月，县委贯彻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决议，脱离客观实际，盲目追
求经济发展高速度，提出实现更好、更大、更全面的跃进。要求1959年粮食
总产7亿斤(市斤，下同)，全县人均2060斤，比1958年增长67％(1958年上报
粮食4.18亿斤中即虚报有2亿斤)，水稻平均亩产2000斤，玉米亩产1000斤。
7月，县人大三届二次会议调整为4.5亿斤，力争5亿斤，亦属脱离现实的高
指标。
1959年5月，全县贯彻毛泽东给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干部的
《党内通信》，着重提出要讲真话的问题。但在6月召开的各级干部会上，
与会2612人，又出现压制讲真话的倾向。对持“1959年的继续跃进无从谈起”
、“1958年的过度深耕密植导致夏粮减产”、“农民生活苦”、“要出大荒
年”等看法的干部，会议中用总结“20个多”、“5个早”、“12个满意”
给予激烈“辩论”，进行批驳。
9月，县委传达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斗争，县委常委赵文科、县委委员姬守义被错误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进行揭露批判，受到站高凳、打耳光的残酷体罚。10月，作出《关于赵文科、
姬守义反党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11月，县委书记处书记彭太俊被免
职，下调铁山煤矿当矿长。一批“犯右倾错误”的领导干部，送进“党校”、
“干训班”，边学习，边批判，接着层层反“右倾”，大批基层干部，直至
生产队长，受到错误批判。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再度泛滥。
是年，自然灾害严重。春季遭旱灾、倒春寒；夏季“洗手干”连接伏旱
长达58天，是50年代旱灾最严重的一年。秋粮受灾面积28.63万亩；夏粮由
于头年“少种高产多收”的瞎指挥，播种面积减少50％，产量下降59％。当
年粮食总量为14285万斤(统计局为13886万斤)，比1958年减产31％。11月，
县委召开的总结庆功大会，认定粮食总产量41800万斤，层层开展“反右倾、
交红心”的“反瞒产”斗争，对“瞒产头子”、“大嘴老鸦”捆绑吊打，无
情斗争。以狮溪公社最为严厉，管理区组织“搜查队”，采取“山山必搜，
洞洞必钻，可疑必挖，不认就打”的手段，严重违法乱纪。是年由于高估产，
导致高征购，全年粮食征购任务6620万斤，折原粮8380万斤，占当年核定产
量的58.38％。10月1日，《桐梓县报》即报道全县超额完成征购任务，东方
红、花秋两公社完成100％；高桥、元田、狮溪、松坎等4个公社完成101％
～103％；新站公社完成109％。多属“就地入仓”名义虚报，为保任务完成，
弥补虚额，故采取“反瞒产”措施。
◇ “五九“事件
1958年大炼钢铁，使不少成熟农作物烂在地里，粮食丰产未获丰收，加
以公共食堂一度“敞开肚皮吃饭”，浪费了粮食；兼之1959年大幅度减产，
仍搞高征购，导致农村大面积缺粮，以致大批人口非正常死亡，遵义地区通
称“五九事件”。1959年6月，县委批转文卫党组的一份疫情报告，反映复
兴、花秋等地发生肿病(即饥饿营养不良引起)现象。7月，全县有肿病1119
人。10月，高桥公社武装部部长李富永发现小河、小关、斋郎等管理区有因
缺粮而饿死者，向公社党政领导汇报，请求解决，被认为“罗嗦”而不理。
他便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信反映高桥饿死人的情况，复遭到报复批斗，开除
党籍，送劳动教养(次年7月始给李平反)。此后，全县开展“反瞒产”斗争，
农村公共食堂每天人均口粮逐渐降低，有的食堂发生断粮，浮肿、消瘦病情
和非正常死亡情况日益严重。12月中旬，疫病调查组《关于狮溪公社疫病调
查报告》中反映，全社各种疫病发生1342人，死亡226人，肿病1134人，死
亡210人。1960年元月，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吴实到桐梓，发现病、死人严重
情况，随即开仓放粮。之后，县委成立扑灭疫病领导小组、粮食调运领导小
组，全面安排群众生活。1960年2月19日，县委《关于当前生活安排和扑灭
疫病的情况》反映，1959年11月～1960年元月，共治愈各种病人9000人，各
公社尚有病人2.58万人，安排病院254间，集中住院治疗1117人，全县非正
常死亡人口12578人。4月19日，县委作出《关于我县发生非正常性死亡的工
作清理原因的初步检查》。7月，地委领导赵欲樵(贵州省副省长下放)到桐
梓，指出：县委的错误是，在粮食问题上估产虚报浮夸，生产上瞎指挥，造
成基层干部说假话，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致死人命，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全县人口因饥馑死亡、外流等因，1960年末统计，全县总人口304810人，比
1958年总人口减少38692人，下降11.26％。
摘自《桐梓县志》(贵州省桐梓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1997年10月第1版)卷十四“政
事”第三章“解放后政事”第七节“‘大跃进’运动”, 第811-8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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