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桐梓县大跃进政事记要



  1958年,全国性的由“大跃进”而继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县
开展,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
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1959年秋,又开展“反右倾”斗争,继续了“大跃进”
的错误,给全县政治和经济都带来极严重后果。后来,在党中央和各级党组
织领导下,自己纠正了这一系列错误,逐渐恢复了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

◇ 大炼钢铁

  1958年5月,中央正式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6月,桐梓县发出《贯
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通知》,指出“总路线是一切工作的指南”,“高
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掀起“大跃进”高潮,“以钢为纲”推动全面跃进。
是月,县委提出全年完成钢1.5万吨,生铁30万吨。8月调整为钢1万吨,铁1
0万吨。10月提出“书记下炉作战,全民大办钢铁”。在大办钢铁中,批判
“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开展“插红旗”、
“拔白旗”,不少基层干部因“右倾”被“拔白旗”,受到批判、处理。在
农村抽出4万强劳力日夜苦战,全民上山,伐木烧炭炼铁,破坏了自然资源
和生态环境,贻误了秋收,大片成熟农作物烂在地里。

◇ 人民公社化

  1958年9月初,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
议》,部署大办人民公社。9月中旬,东方红人民公社成立,范围包括东山、
燎原、长峰、沙红等5个乡和城关镇共31个农业社、6358户、31258人。下旬,
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按原来的8区2镇调整合并建为7个人民公社。强调
“一大二公”,实行组织“军事化”、生活“食堂化”,推广农村集体食堂,
全县“大办食堂”1956个,在食堂集体就餐283619人,占总人口的95%。生
产上瞎指挥,搞“大兵团作战”,在葫芦坝、元田坝和夜郎、官仓、木瓜、
黄坪等坝区集中搞深耕密植,深挖2~3尺,每亩下小麦种百余斤,导致地力
破坏,次年夏粮大减产。分配和流通上人为拔高生产关系,否定按劳分配和
等价交换原则,过早实行按需分配,导致“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越演越
烈。

◇ 高指标 高估产 高征购

  1959年1月,县委贯彻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决议,脱离客观实际,盲目追
求经济发展高速度,提出实现更好、更大、更全面的跃进。要求1959年粮食
总产7亿斤(市斤,下同),全县人均2060斤,比1958年增长67%(1958年上报
粮食4.18亿斤中即虚报有2亿斤),水稻平均亩产2000斤,玉米亩产1000斤。
7月,县人大三届二次会议调整为4.5亿斤,力争5亿斤,亦属脱离现实的高
指标。

  1959年5月,全县贯彻毛泽东给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干部的
《党内通信》,着重提出要讲真话的问题。但在6月召开的各级干部会上,
与会2612人,又出现压制讲真话的倾向。对持“1959年的继续跃进无从谈起”
、“1958年的过度深耕密植导致夏粮减产”、“农民生活苦”、“要出大荒
年”等看法的干部,会议中用总结“20个多”、“5个早”、“12个满意”
给予激烈“辩论”,进行批驳。

  9月,县委传达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斗争,县委常委赵文科、县委委员姬守义被错误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进行揭露批判,受到站高凳、打耳光的残酷体罚。10月,作出《关于赵文科、
姬守义反党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11月,县委书记处书记彭太俊被免
职,下调铁山煤矿当矿长。一批“犯右倾错误”的领导干部,送进“党校”、
“干训班”,边学习,边批判,接着层层反“右倾”,大批基层干部,直至
生产队长,受到错误批判。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再度泛滥。

  是年,自然灾害严重。春季遭旱灾、倒春寒;夏季“洗手干”连接伏旱
长达58天,是50年代旱灾最严重的一年。秋粮受灾面积28.63万亩;夏粮由
于头年“少种高产多收”的瞎指挥,播种面积减少50%,产量下降59%。当
年粮食总量为14285万斤(统计局为13886万斤),比1958年减产31%。11月,
县委召开的总结庆功大会,认定粮食总产量41800万斤,层层开展“反右倾、
交红心”的“反瞒产”斗争,对“瞒产头子”、“大嘴老鸦”捆绑吊打,无
情斗争。以狮溪公社最为严厉,管理区组织“搜查队”,采取“山山必搜,
洞洞必钻,可疑必挖,不认就打”的手段,严重违法乱纪。是年由于高估产,
导致高征购,全年粮食征购任务6620万斤,折原粮8380万斤,占当年核定产
量的58.38%。10月1日,《桐梓县报》即报道全县超额完成征购任务,东方
红、花秋两公社完成100%;高桥、元田、狮溪、松坎等4个公社完成101%
~103%;新站公社完成109%。多属“就地入仓”名义虚报,为保任务完成,
弥补虚额,故采取“反瞒产”措施。

◇ “五九“事件

  1958年大炼钢铁,使不少成熟农作物烂在地里,粮食丰产未获丰收,加
以公共食堂一度“敞开肚皮吃饭”,浪费了粮食;兼之1959年大幅度减产,
仍搞高征购,导致农村大面积缺粮,以致大批人口非正常死亡,遵义地区通
称“五九事件”。1959年6月,县委批转文卫党组的一份疫情报告,反映复
兴、花秋等地发生肿病(即饥饿营养不良引起)现象。7月,全县有肿病1119
人。10月,高桥公社武装部部长李富永发现小河、小关、斋郎等管理区有因
缺粮而饿死者,向公社党政领导汇报,请求解决,被认为“罗嗦”而不理。
他便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信反映高桥饿死人的情况,复遭到报复批斗,开除
党籍,送劳动教养(次年7月始给李平反)。此后,全县开展“反瞒产”斗争,
农村公共食堂每天人均口粮逐渐降低,有的食堂发生断粮,浮肿、消瘦病情
和非正常死亡情况日益严重。12月中旬,疫病调查组《关于狮溪公社疫病调
查报告》中反映,全社各种疫病发生1342人,死亡226人,肿病1134人,死
亡210人。1960年元月,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吴实到桐梓,发现病、死人严重
情况,随即开仓放粮。之后,县委成立扑灭疫病领导小组、粮食调运领导小
组,全面安排群众生活。1960年2月19日,县委《关于当前生活安排和扑灭
疫病的情况》反映,1959年11月~1960年元月,共治愈各种病人9000人,各
公社尚有病人2.58万人,安排病院254间,集中住院治疗1117人,全县非正
常死亡人口12578人。4月19日,县委作出《关于我县发生非正常性死亡的工
作清理原因的初步检查》。7月,地委领导赵欲樵(贵州省副省长下放)到桐
梓,指出:县委的错误是,在粮食问题上估产虚报浮夸,生产上瞎指挥,造
成基层干部说假话,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致死人命,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全县人口因饥馑死亡、外流等因,1960年末统计,全县总人口304810人,比
1958年总人口减少38692人,下降11.26%。

摘自《桐梓县志》(贵州省桐梓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1997年10月第1版)卷十四“政
事”第三章“解放后政事”第七节“‘大跃进’运动”, 第811-8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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