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崽子》摘译

饥饿岁月(五)

芦 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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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官方,大饥荒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甚至就在最严峻的时刻,报纸上还
是在欢呼“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只是当饥荒过去后,政府才承认过
去的三年中“遇到了严重困难”。一开头,这“困难”的原因,据说是特大
自然灾害连续三年袭击了全国。后来咱们和苏联老大哥破脸后,党又告诉人
民,原来苏修也是罪魁祸首。他们逼著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刻还债,尽管那债
务是我们为了援助兄弟的朝鲜人民而欠下的。苏修趁人之危,企图以逼债使
我们屈服,然而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依靠人
民公社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我们终于度过难关,赢得了伟大的胜利。据此,
党的公报欢呼道:“过去三年充分证明了,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的党,我们
的国家不愧为伟大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不愧
为伟大的军队!”“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
社会主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称为“三面红旗”和“三大法宝”,
写在教科书里,成为每个学生必须倒背如流的必考内容。

  这种态度再鲜明不过地表现了红色皇帝和前任的本质区别。在过去,任
何一场自然灾难,不管它是水、旱、蝗灾,还是地震瘟疫,哪怕是出了个彗
星,皇帝都要栗栗危惧,减膳撤乐,并下“罪己诏”诏告全国,沉痛检查他
自己失道寡德,以致天象示警,祸延黎民。与此相反,毛告诉他的同志们:
“我们决不下罪己诏,象某某某那样做,后患无穷。”这儿的原则是永不认
错,决不道歉,更不忏悔,不管你的胡作非为给民族带来了何等可怕的灾难。

  这一高明的策略奇效如神。尽管饥荒是我自己的切身体验,我却和绝大
多数人一样,从未怀疑过党的英明伟大。由於新闻封锁,我以为我们遭受的
只是局部灾害。虽然后来我知道了其实全国都一样“困难”,但那时饥饿已
成记忆,痛苦正在淡忘。而且,我也和别人一样,以为是老天爷和全国人民
过不去,却从未想到“百里不同天”,中国是如此广大的一个国家,地形地
貌又如此复杂, 一切自然灾害都只可能是局部的, 更不会延续到三年之久
(据国内最近披露的气象资料,那三年全国大部份地区其实是风调雨顺的)。
从那时起,无论是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还是我本人,都变成了最热心的气象
学爱好者,密切注意天气的任何微小变化。以后数年中,当我们见到久旱后
的第一滴甘霖或久雨后的第一线阳光之时,洋溢在心头的狂喜真是无法形容。

  尽管如此,大饥荒的惨痛记忆还是刻在了每个过来人的心头,深刻到无
法用谎言轻轻抹去。虽然中国是个为饥荒困扰了数千年的穷国,过去还真没
谁吃过这样的苦头。中国幅员辽阔。在过去,饥民们总可以离开家园,到别
的没遭灾的地区去乞讨谋生。然而在我们现代的全国性大灾难中,饥民们却
上天无路,入地有门。人民没有封建时代享有的迁居自由。即使他们能逃离
家乡,哀鸿遍于全国,他们又能上哪儿去投奔乐土,上哪儿去找个有口余粮
的人乞讨?

  於是,当农民“忆苦思甜”之时,他们就一定要回忆起这段恐怖岁月。
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和七十年代早期,请老工人和老贫农忆苦思甜成了“阶级
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忆苦会一般是请经过严格筛选的老工人或老贫
农来,在会上忆旧社会之苦,思新社会之甜。他们都是受过严格训练、富有
口才的演员,知道何时应该泣不成声,何时应该幸福地微笑,才能成功地唤
起听众那强烈的同情与共鸣。可惜这种专业人士培养起来既不容易,自然也
就并非随处可得,於是很多时候各单位便不得不找业余票友来顶上。在那种
场合,那请来的贵宾就百分之百地是苦便忆,想起他一生吃过的最大的苦头,
生动地讲述他或她在“饿饭年”的遭遇(直到我插队时,农民们还是管1960
年或1961年叫“饿饭年”)。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忆苦思甜是在1963年。那时为了医治耳疾,我到南方
的某个城市去“寄读”了半年。所在的学校到农村参加劳动时,班上的团支
书决定带我们去“访贫问苦”。他从大队干部那里查到了马大爷根红苗正,
旧社会是雇农,如今仍是村里最贫的农,於是便率领我们访问了他的家。他
家里果然是穷到无上光荣的程度,用村里人的话来说是“用根长竹竿在屋里
舞半天,都碰不上什麽家什。”

  “马大爷,”团支书开始了,一边打开了放在膝盖上的笔记本,“你家
(注:这是南方话,相当于“您”)解放前是干什麽的?”

  “嗯,我是雇农,是土改时农会那些杂种给我定的成份。我租了沈老爷
家的三亩水田,他家(注:南方话,“他”的尊称)在土改时给那些杂种毙
了,唉,好人不长命,长命无好人。你家瞧,那个X巴农会里就冒得(注:
“没有”之意)个好种,先是赵金财那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勾结了几个光棍,
哄著工作队说他们是村里最穷的人。那倒不是假话,吃喝嫖赌再加上养野堂
客(注:“野老婆”之意),哪还有什麽X巴钱!就这麽著当上了那个X巴
农会的主席,弄了几条X巴枪半夜三更在村头打了两枪,装成是土匪来了,
吓得我背著我妈和村里的人跑出几里地去,一夜都没敢回村。这几个杂种趁
乱摸进沈老爷家去要钱要金子,给慢了一点就把他家的小指都剁下半截来。
后来工作队把几个杂种五花大绑捆走了,另外弄了几个人在那个X巴农会里
充门神。就是这几个杂种毙了沈老爷,说他家是恶霸地主。唉,你家说说这
是麽子世道:抢人的不毙,挨抢的倒给毙了!……”

  我那时刚过了听力关,马大爷那生动丰富的土话我只能明白个大概其,
好在国骂都是大同小异的,他老人家对那些“杂种”的鄙视是决不会弄错的。
这让我目瞪口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的地主和贫雇农们可不是这个样
子的。没有听力问题的同学们更是震骇莫名。团支书赶快把话岔开:

  “你家还是讲讲解放前受的苦……”

  “苦?麽子苦?你家说麽子话!人家沈老爷对我们可好了,哪象大队干
部那些杂种,动不动就跟你横眉立眼的,就象你借了他的谷子还了糠!前两
天我跟队长那个杂种还大吵了一架……”

  “给地主当长工一定很苦吧?你家肯定老是挨饿……”

  “挨饿?撑死你!每到开镰前,他家就要把我们作田的个个请到家里去,
八仙桌摆满院里院外,什麽好吃的都有:鸡、鸭、火腿、腊肉……收完租后
他家又要请一次,还要一个个来跟我们作揖道谢,又是院里院外摆满好吃的:
鸡、鸭、鱼、肉,唔,鸡、鸭、鱼、肉……”他越说声音越小,呆呆地望著
空中不作声了,一边使劲地咽口水,核桃大的喉结便在筋筋绊绊的脖子上上
下移动。

  “那是地主施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我们的书记非常固执,一定要诱导
出个理想的结果来,“一年就那麽一次……”

  “小恩小惠?你家说麽子话!那为什麽那些杂种干部连小恩小惠都不给
你?哼,还说人家沈老爷是恶霸,有哪个恶霸象那些杂种干部那麽恶霸?前
两天我和队长……”

  “马大爷,”书记赶快又打断了他,“还是讲讲旧社会的苦吧。平时你
家一定是吃不饱穿不暖。你家肯定挨过饿,讲给我们听听吧,马大爷!”他
几乎要乞求了。

  “我当然挨过饿!哪个冒挨过饿?‘饿饭年’那年,哪个不是饿到趴墙?
人死得就跟秋后的苍蝇一样, 老赵家的二宝, 春喜的堂客,李朝他爹他奶
……哪个不是活活饿死的?可怜李朝他奶死前还说:‘李朝他爹,我别的不
想,就只想暖暖地喝口小白菜汤…’她根本不晓得李朝他爹早就饿死了,只
有李朝他妈在旁边抹眼泪,那堂客也就只剩口游气了,到麽子地方去找小白
菜?……”

  “是吗?”团支书精神暴长,两眼炯炯放光,彷佛一锹下去挖出了金矿。
他奋笔疾书,“英雄”钢笔几乎要划破了笔记本,“‘小白菜汤’,好!这
个狼心狗肺的狗地主,害死了这麽多人!马大爷,那是哪年的事?”

  “哪一年?‘饿饭年’!”

  “那是一九几几年?哦,那是民国几年?”

  “麽子民国!那是大跃进后一年还是后两年的事!你家瞧,开头,那些
疯杂种不准我们回家,说什麽要学张飞夜战麽子卵的马超,让我们连日连夜
地作田。夜战,夜个卵战!哪个不是睡在田埂上!你只要看见远远的手电筒
光,就是那些杂种来检查了,你就只要扯长脖子地吆牛,他们就想著你还在
犁田,转过屁股就回家睡觉去了,根本不会过来看看,那些懒杂种!连大牯
牛都要睡觉,那些穿裤子的畜生连这点事都懂不起!

  后来他们又要我们深耕一米,也就是三尺来往深吧。一挖那麽深,水就
冒出来了,田都变成了池子,还种麽子卵庄稼!那些杂种又说每亩要施一万
斤肥,你家说说,哪个作田的听过这种事?那一万斤肥施下去,起码要把田
垫得跟田埂一样平!这作田又不是在上面唱戏,你搭戏台干麽子?杂种们还
真是搞了个麽子X巴实验田,硬是往里头倒了一万斤肥,又插了多少秧下去,
密得就象堂客们纳鞋底,结果秧苗全挨肥料烧死了,麽子X巴都没长出来。
你家猜人家怎麽办?杂种们让我们把几块田的谷子拔起来,栽到一块里头去。
那谷子密得娃崽站在上面都压不弯,过后那些杂种就领著大脑袋们来参观,
说所有的田里的谷子都长成那个样子! 那些杂种! 没一个是好作家 (注:
“作家”:庄稼汉之意),舔起屁眼来倒个个是行家里手!

  以后又疯出麽子卵的土高炉来,杂种们抢走了我家的锅碗瓢盆,砸碎了
塞进那个X巴炉子里去,全村的人男女分开,新结婚的堂客都见不了老公一
面,编成麽子营连排,调到三十里外的王家山去大战钢铁。天天正事不干,
围著一堆破炉子冒明冒夜地通宵通宵地疯,谷子烂在田里也冒得人管。到了
第二年……”

  他那生动的回忆就在这儿被咱们的书记粗暴地腰斩了,他满面溅朱,带
著我们火速撤出了马大爷家。第二天班主任召集大家开了个会,郑重通知:
根据公社提供的材料,所谓的“雇农”马某某其实是被镇压的恶霸地主沈某
某的忠实走狗,是个蜕化变质的阶级异己分子。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大家必须在大风大浪中擦亮眼睛,站稳立场,做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类似的“阶级教育课”我后来又上过几次,但教师们都没能象第一位那
样,能够长篇大论地讲演下去。最后一次教育是当工人时接受的,那位厂里
请来的老贫农刚讲了个开头就给革委会副主任打断了。不过老人家挺固执的,
坚持说他一点不累,不需要休息,然后就兴致勃勃地开始历数村里的谁谁是
怎麽饿死的,直到机灵的电工切断了麦克风,才中止了他的反革命宣传。后
来我到北京去念大学时,发现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都接受过类似的“阶级教
育”,说明那决不是局部的现象。

  大饥荒不仅夺去了数千万人民的性命,它还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因
为事实证明了彭元帅是对的,是毛错了,毛便自己觉得在党内丢了脸。而且,
由於毛没有能力管理经济事务,他不得不让刘邓出来给他擦屁股。随著国民
经济的逐渐恢复,刘邓的威望也在党内提高了。於是毛便开始既讨厌刘邓,
又讨厌超出他的能力的经济事务。这种心情与他对苏共领袖赫鲁晓夫的私人
仇恨结合在一起,便导致中国和原来的“老大哥”破脸。

  毛对赫鲁晓夫的感情是忌恨混合著鄙视。他看不起赫氏,为这个平庸而
易冲动的二流角色接替斯大林当了国际共运的领袖而怀恨在心。他觉得,如
果中国的国力争气些,这把交椅就一定会落在他这个声名卓著的一流革命家
手里。主要就是为此,他才发动了“大跃进”,想让中国的国力迅速接近或
超过苏联,让他的美梦成真。

  如今大饥荒不仅粉碎了毛的春梦,更加深了他的恐惧。1956年,赫鲁晓
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秘密谴责了斯大林。在毛眼中,那是背叛主子,也就是犯
下了共产党人最忌讳、最不原谅的罪行。赫的“叛变”极大地震动了他,他
第一次想到,在他死后,可能也会有人出来学赫的样背叛他。如今这种危险
性变得更真实了,因为他完全清楚有多少人因为他的倒行逆施而丧生。为了
防患于未然,他毅然决定与苏联翻脸,将后者谴责为叛徒。与此同时,他还
放弃了在中国实行现代化的梦想,并禁止别人发这样的春梦。从现在起,全
党全军全国人民只有一个任务──挖出“中国的赫鲁晓夫”来。在以后的岁
月里,我们将会看到他把全国拖进了什麽样的灾难,而那一切只不过是因为
他下定决心,不怕死人,一定要用新的罪行来掩盖旧的罪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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