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可怜的汉学家”

李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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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界上颇有些英雄,特别具有不顾事实的勇气,敢于抹煞否认那些早有
公论的罪恶与悲剧。希特勒的灭犹集中营,有人否认;南京大屠杀,有人否认;
中国的三年大饥荒,自然也不乏人拼命否认。在花样翻新的各种否认手法中,
有位汉学家可谓别出心裁,独劈蹊径。他干脆从根本上全盘否定中国1953年进
行的人口普查,将之贬为假冒的(pretended)普查。于是就不承认普查得到的
六亿人口数字,于是就毫无顾忌地将数千万饿死冤魂抹煞得一干二净:

  “……倘若从来就不曾确定有六亿中国人,则声称六十年代‘少’了一
 千七百万到两千九百万人,就毫无意义。最可能的是,这些‘少了的人’
 并未在一九六O到六一年的灾荒年岁月中饿死,事实上,他们压根儿就不
 曾存在过。”

  这位汉学家的英文原文,附在本文最末。首先要指出,这段引文中提到的
下限估计数即一千七百万非正常死亡,仅用官方正式公布的各年死亡人数统计
就可以算出,根本不需用到人口普查数据。1953年人口普查时有没有六亿人口,
完全与此不相干。汉学家非要将这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扯在一起,以证明这些
冤死者“压根儿就不曾存在过”,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官方公布的死人数字,公认有极其重大的低漏报偏向,于是一些人口学家
便用人口普查数据去矫正。矫正后的非正常死亡估计数,均比一千七百万为高,
也有高达两千九百万人的。关于这些估算的程序和方法,汉学家并未提出任何
批评,却另行使个釜底抽薪之计,一口断定1953年人口普查数字极度浮夸不实,
“从来就不曾确定有六亿中国人”!这等于直接向目前人口学界的公论挑战了。

  很可惜,如此惊世骇俗的断言,却没有重大的事实证据来支持。他唯一用
来支撑此论断的实质性根据,只是一个根本站不住脚的论点--1947年中国的
人口统计只有四亿五千万人,所以1953年普查时不可能有六亿人,因为两个年
份之间人口增长速度太高,是不可信的。于是中国的人口普查数是被大大夸大
了。

  稍懂一些人口学常识,就可看出此说的荒谬--它居然以解放前战乱时期
不完全的人口估计数,去论证我国第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不准确,并且要用
前者去校正后者!其实,解放前的人口统计数字普遍偏低,早已是常识。因为
当时根本不存在人口普查,再加上连年战乱,全国人口统计数字只是部份登记、
部份估计的混合结果,无法做到全面准确。1949年,毛泽东在政治协商会议上,
还沿用旧的统计,提到全国人口数为四亿七千万,可是后来户口统计上来的该
年人口数,却是五亿四千万!显然人口不可能在一年内增加七千万,莫非能由
此证明解放后的人口统计反倒不如解放前的战乱时期?

  正是看到解放前的人口数字不可信,1959年,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曾根
据我国人口普查和其它生命表资料,重估了1900年以来50年的中国人口。其报
告表明,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口就已经达到五亿,要比当时“四亿五千
万”的说法高出很多。[1]

  前面那位汉学家,大概也知道自己的论点过于标新立异、惊世骇俗,立论
基础过于脆弱,于是就引述了两位人口学家的说法,来为他的论点背书。只可
惜他引述的手法有点怪异,不是道听途说,就是断章取义,不大象正常的学术
引证。

  他引述的第一位人口学家叫 Chen Ta 。据说,汉学家1957年8月访问北京
时,想见 Chen Ta 而不果。 他声称,他从一位知情人的口中,得知 Chen 已
经被划为右派,因为 Chen 批评1953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浮夸,不相信中国人口
从四亿五千万一下子长到六亿,还想由Chen自己重新组织一次科学的人口普查,
等等。

  请注意,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道听途说的转述。这位汉学家并没有提供任
何旁证,包括Chen自己的发言或论文,以映证他的说法。我们自然有理由怀疑
这些转述的正确性。

  这里的 Chen Ta,应指陈达,别号通夫,生于1892年,卒于1975年。他是
我国近代人口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人口学方面著有《人口问题》(1934年)和
《现代中国人口问题》(英文,1946年)等著作。中国社会学研究会1981年印
行的《人口问题研究搞些什么》中,恰好有陈达教授写于1957年的一篇文章,
题为“1953年新中国的人口普查与国家建设及人口研究的关系”。

  这篇文章映证了我们的怀疑。陈达教授的看法,与这位汉学家道听途说转
述的论点极不相同,简直是南辕北辙。陈达认为,旧中国的人口数字不科学,
而1953年的人口普查,则使得我们对近代人口状况的分析,有了可靠的依据,
“使我们可以着手对过去50年的人口统计进行十分重要的重新估计”;不仅旧
中国各时期的人口需要重新估计,而且新中国经济恢复时期,由人民政府内务
部编辑的人口统计资料,也需要根据人口普查数据重算。[2] 简言之,陈达希
望做的,是用人口普查数据去纠正以前的人口统计,而不是象这位汉学家所说,
根据以前的人口数字,去否定人口普查的结果。

  如果说,这位汉学家转述陈达教授的论点,还可以辩称是道听途说,查无
实据,他对另一位人口学家何炳棣(Ping-ti Ho)教授的引述,则是确凿无疑
的断章取义,难逃蓄意歪曲之嫌。

  何教授1959年出版的《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中,谈到了1953年人
口普查的一些技术上的缺陷:(1) 确定个人民族成分没有统一的标准;(2) 极
少数(占总人口1.44%)的边远民族地区人口,如西藏昌都等,不是点人头登记,
而是根据政府资料间接估算而来;(3) 调查时间持续10个月,而不是在标准时
间后十天半月迅速完成, 这就影响到了标准时点(7月1日0时)人口的准确性;
(4) 登记项目少。为了加快进度,教育、职业等预定项目后来未作记录,只登
记了年龄性别几项,这限制了普查数据的用途;(5) 向普查员分发普查前的人
口统计作参考,可能造成偏向。

  由于这些缺陷,何教授指出,1953年的全国人口点算,不是严格技术定义
上的普查。但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广泛动员的人口
调查。尽管存在种种缺陷,这次普查的结果,看来要比以前任何一个中国人口
数字,都更接近于真实(第94页)。何教授书中还谈及新中国在人口调查方面的
有利条件:政府在国家与个人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人民在这无所不能、无
所不在的政权之下已没有任何躲避的余地。”于是政府能够得到愈益近实的人
口数字。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何炳棣教授个人的看法。当代所有关心中国的
人口学家都了解前面提到技术缺陷,但在对人口普查数据作多方面的一致性检
验后,均对其抱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对何教授的整段论述,这位汉学家先生只摘引了他的第一句话:“1953年
的全国人口点算,不是技术定义上的普查。the nationwide enumeration of 
1953 was not a census in the technical definition of the term.”。却
隐瞒了紧接在这句之后、以“另一方面 on the other hand” 开头的一整段
评论,特别是隐瞒了这一段的结论性陈述:“普查结果看来要比任何以前的中
国人口数字都更接近于真实 the census results seem likely to be closer 
to the truth than any previous Chinese population figures.” [3]

  更重要的是,何教授并没有在书中任何地方指出,哪怕是暗示,1953年人
口普查的人口数是被大大夸大了的。事实上,他列出的技术缺陷中,(1)和(4)
不会影响人口总数;(2)和(5)很可能造成低估偏向,因为此前的人口统计很可
能是偏低的;第(3)点可能造成高估,计入标准时点后出生的人,也可能低估,
未计入标准时点后死亡的人。在没有进一步资料前,总的偏向并不确定。

  这位汉学家的摘引方式则极其巧妙,只字不交代作者的基本论点,却断章
取义,移花接木,给人一个错误印象,似乎何炳棣教授不仅否定人口普查结果,
而且还认为普查结果是大大夸大的。其实,那些缺乏人口学常识的主张,从来
就只是汉学家先生个人的独得之见,根本就跟何炳棣教授没有任何干系。这位
汉学家,之所以采取如此极不诚实的摘引手法,故意不交代作者的基本论点,
其中的苦衷,倒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若是将何教授的话引全了,说清楚
人口普查比以前的人口数字更准确,岂非就不能以1947年的人口统计,去证明
1953年人口普查的夸大了吗?如此以来,岂非就不能证明那数千万饿死冤魂,
“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了吗?那怎么成!于是的于是,学术的诚实,那就顾不
得了。

  中文网上,这位汉学家有位忠实信徒,名叫方舟子。他一而再,再而三,
多次将这位叫 Wim F.Werthheim的汉学家的“论证”,当心肝宝贝祭出来,反
复张贴,大肆宣扬。新观察论坛多位网友都曾检视过此人的论点。云儿指出,
他以旧中国的人口统计论证人口普查夸大,是荒谬的。Charlesv指出,何炳棣
对人口普查结果持肯定态度。俺则指出,此人缺乏起码的人口学常识。对这些
反驳,方舟子又一次跳将出来,用倒打一耙的手法,给反驳者加上“瞎猜本领
过于高强”、“读不懂英文文章”、“无中生有地谩骂”等等罪名,竭力为汉
学家辩护:

  “ Werthheim 不过是回忆了他在 1957 年访问中国时,获悉人口学家
 Chen Ta 因为批评1953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浮夸而遭到批判,同时引用芝加
 哥大学 Ping-ti Ho 教授在1959年的研究指出1953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是被
 大大夸大了的。 李正之和他的“网友”竟能因此“检视”出 Werthheim
 “缺乏最基本的人口学常识。为了论证大饥荒没死多少人,居然认为解放
 前战乱时期不完全的人口估计数,比我国第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还要准
 确,并且要用前者去校正后者!”  要说“缺乏最基本的人口学常识”,
 也是 Chen Ta 和 Ping-ti Ho,与Werthheim何干? 李正之及其“网友”
 如此口不择言,若非读不懂英文文章,就是因为瞎猜本领过于高强,这位
 可怜的汉学家因为相信当时人口学家的说法,也被拉来与我陪绑,跟着被
 无中生有地谩骂一通。”

  方舟子实在不愧为 Werthheim的忠实信徒,为了维护他的宝贝汉学家,竟
不惜诬蔑陈达与何炳棣两位人口学家:“要说‘缺乏最基本的人口学常识’,
也是 Chen Ta 和 Ping-ti Ho,与 Werthheim 何干?” 可惜,究竟是谁缺乏
人口学常识?是方舟子和他的宝贝汉学家,还是那两位人口学家?本文给出了
充足的证据,读者自有公论。

  真是,“这位可怜的汉学家”!这位可怜的方舟子!


注释:

[1] 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的人口:1950-1980》(1959年),第86页。书中对1953
年上溯至1900年的大陆人口估计如下: 1953年5.83亿,1950年5.56亿,1940年
5.12亿,1930年4.93亿,1920年4.76亿,1900年4.43亿。

[2] “主要由于缺乏普查材料和生命统计,对旧中国的总人口以及人口的分布
和增长率,几乎没有作过科学的分析。1953年的人口普查使我们可以着手对过
去50年的人口统计进行十分重要的重新估计。特别要注意的是以下几个时期:
(a) 1909-1911年:由民政部发布的一些有关人口的报告;(b) 1912-1927年,
由北京内务部发布的一些人口记录;(c) 1928-48年:由国民党内务(政)部发
表的一些人口统计的报告;(d)在经济恢复时期,由人民政府内务部编辑的人
口统计资料。 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发表一份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人口重
新计算的资料。”(陈达“1953年新中国的人口普查与国家建设及人口研究的
关系”,载于《人口问题研究搞些什么》,中国社会学研究会1981年印行。)

[3] 这一段的全貌如下:“All in all, therefore, the nationwide 
enumeration of 1953 was not a census in the technical definition of 
the term. On the other hand, nev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had a
similar project been undertaken on a comparable scale; two and a half
million workers, students, school teachers, civil servants, and 
activists were trained and mobilized as census-takers between 1952
and early 1954. Even if the two pre-census estimates made by the
State Statistical Administration exerted undue influence on the final
tabulations, the census results seem likely to be closer to the truth
than any previous Chinese population figures.” ( 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Harvard East Asian Studies No.4,
1959,pp93-94 )


附:Wim F. Werthheim 原文

Often it is argued that at the censuses of the 1960s "between
17 and 29 millions of Chinese" appeared to be missing, in
comparison with the official census figures from the 1950s.
But these calculations are lacking any semblance of
reliability.

At my first visit to China, in August 1957, I had asked to get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two outstanding Chinese social
scientists: Fei Xiao-tung, the sociologist, and Chen Ta, the
demographer. I could not meet
either of them, because they were both seriously criticized at
that time as rightists'; but I was allowed a visit by Pang
Zenian, a Marxist philosopher who knew about the problems of
both scholars. Chen Ta was criticised because he had attacked
the pretended 1953 census. In the past he had organised
censuses, and he could not believe that suddenly, within a
rather short period,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China had risen
from 450 to 600 million (by the way: with inclusion of 17
million from Taiwan), as had been officially
claim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fter the 1953 'census'. He
would have like to organise a scientifically well-founded
census himself, instead of an assessment largely based on
regional random samples as had happened in 1953. According to
him, the method followed in that year was unscientific. For
that matter, a Chinese expert of demography, Dr. Ping-ti Ho,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a book
titled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Harvard
East Asian Studies No.4, 1959, also
mentioned numerous 'flaws' in the 1953 census: "All in all,
therefore, the
nationwide enumeration of 1953 was not a census in the
technical definition of the term"; the separate provincial
figures show indeed an unbelievable increase of some 30% in
the period 1947-1953, a period of heavy revolutionary struggle
(PP.93/94)!

My conclusion is that the claim that in the 1960s a number
between 17 and 29 million people was 'missing' is worthless if
there was never any certainty about the 600 millions of
Chinese. Most probably these 'mission people' did not starve
in the calamity years 1960-61, but in fact have never
existed.

Wild Swans and Mao's Agrarian Strategy, Australia-China Review,
by Wim F. Werthheim, Emeritus Professor, the Univ. of
Amsterdam 

(原载 [新观察/xgc2000.com] 2000年10月2日,收录时作者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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