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局部不信,全般可疑》

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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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phi先生(以下简称D先生)的宏文《局部不信,全般可疑----有关三年自
然灾害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自称是要用“毛主席说的「知行统一」,「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解剖一只麻雀」等等等”,“真正地、不加意识形态
地了解和运用真实的情况”,通过解剖江苏省宝应县这只麻雀,戳穿“国家统
计局的做了手脚”的死亡统计数据,“缩小统计误差的范围”。

  然而,考诸D先生宏文,却发现其所行与其所言,正好背道而驰。他文章中
的关键性论据,竟全然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我们且举几样荦荦大者,一睹D先生
的特殊论证方式。

  第一,D先生声称,“宝应县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饿死才不到600人!”
并说这是“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一家一户挨着统计过来”,据说还有“精
确的名单和数字”,并且有可能写进了原县委书记徐向东的复查结论中。

  如此重大断言,D先生却举不出任何证据支持。笔者花费几个月时间,通过
多种渠道,向江苏省委和宝应县委有关部门逐一再三查询,始终无人听说过有
这个所谓的“全县挨家挨户统计只饿死600人”的事情。而徐向东的复查结论,
也完全没有与此相关的任何文字。现在看来,这个“挨家挨户调查统计”连同
其“精确的名单和数字”,似属子虚乌有。

  第二, D先生声称,宝应县“三年灾害之后人口统计又陡然上冲”,并把
这作为“外流人口被统计死亡”的关键性证据。据说,正是那些被当成死亡的
外流人口后来“又返回到原籍地农村”,于是就“造成了人口数字回流(高腾)
的假象”。作者还宣称统计数据中此类“明显的错误”“比比皆是”。

  可惜, D先生还是未能举出任何文献资料或统计数据来支持他的声称。笔
者查证宝应县人口统计资料,发现事实恰好相反:D先生作为“明显的错误”
而举出来的“三年灾害之后人口统计又陡然上冲”现象,压根儿就不存在!事
实上,大饥荒后的1962-65年,宝应县人口年均递增率仅16‰, 不仅远远低于
此后文革时期1966-69年的人口递增率38‰,也远远低于大跃进前1954-57年的
人口递增率29‰。

  第三, D先生文中,试图诱导人们相信,所谓“宝应县饿死四万人”的说
法,乃是“出自于民运人士之大手笔”。

  此说不确不实。据查,“宝应县饿死四万人”,最早出自八十年代中国大
陆一篇记念周恩来和陈毅的文章,《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作者铁竹伟,载
于《新华文摘》1985年11月号第164-172页。其文称,文革中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江渭清等人到陈毅家里发牢骚,江说:

  “不算战争年代,我在江苏工作十七年了,十七年间,我就撤过一个
县委书记,因为他死官僚主义,省里拨给他粮食他不要。全县饿死四万人。
现在可好!从省委到地市委,到县委,‘洪洞县里没有一个好人’了,我
保不了他们,连我自己也保不住了!这样搞法.怎么行嘛!叫我怎么理解,
怎么得力嘛!”

  不难看出,这里的四万人,显然只是口语中的模糊说法,不是正式统计数
字,甚至不是有关调查报告中的数字。后者在《江渭清回忆录》有引用,称:

 “ 从1959年冬到1960年4月,该县先后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
6.2%。在这些死亡人口中,除一部分属于正常死亡,绝大多数是因为缺粮
而饿死的。解放后多年没有出现的弃婴现象也出现了,而且为数不少。宝应
城内拾到的弃婴就有927名,其中死婴153名。”(见江渭清《“大跃进”年
代(下)》) 

  但这个调查报告中的数据,看来仍不是正式的统计。统计局关于死亡人口
的正式统计,来自户籍管理部门的点人头登记,可能是由于登记覆盖面不完全
等原因,统计局数据一般都比其他调查报告更偏于保守。如1960年死亡人数,
正式统计是33561人(含正常死亡)。 至于整个大跃进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
数,根据这几年的正式统计推算,大约为2.9万人。

  有意思的是,D先生连统计局数据是什么都没闹明白,却声称纠出了统计
局数据的“明显的错误”。这大概就是他的“统计上的严肃精神”吧。

  第四,D先生声称,宝应县在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应当归因于天灾。
但他却没能具体举出宝应县的受灾情况。从他所列出的扬州地区受灾救济情况
中,也得不出1959-60年天灾特别严重的结论,并不能给他的说法以任何支持。

  与D先生的暗示正好相反,《宝应县志》中的“自然灾害录”表明,五六
十年代该县几乎年年有天灾,而1959-60年间的天灾并不比其他一些年份更大。
当时主要是受旱,但旱情其实不比1957-58年严重多少。与1954-56和1962-65
年的严重洪涝和冰雹灾害相比,1959-61年可以算得上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大
天灾的年份了。然而偏偏在这时出现了“ 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浮肿病、大量
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现象”!

  此中根由何在?宝应县粮食部门有一段冷冰冰的购销记录:

 “1959年,因灾比上年减产72845吨,减收31.1%;县下达统购任务ll
万吨,占当年产量68.3%;实购93470吨,比1958年多购700吨。购后存粮人
均仅l16.2公斤,当年底即有部分地区群众断粮。后返销粮31740吨,但农
民口粮水平仍降至145.5公斤(原粮),平均每人每天只有0.28公斤大米;
至次年春,人均每天仅0.25公斤原粮,折大米0.175公斤(即16两制市秤的
5两6钱)。城镇定量供应每人每月下降l公斤,粮食极度紧张,普遍以“瓜
菜代”度日。”(参见宝应县粮食统购统销情况)

  面对这样的记录,1959-60年的饿死人,是否还该主要归罪于老天爷?各人
心中有杆称,我就不多言了。

  总括言之,作者千方百计,甚至不惜涉嫌伪造数据和资料,也要否认是人为
因素造成大饥荒以及出现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历史事实,其用心可谓良苦,而正
因为如此,我们更觉得,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值得奇文共赏。

2001年12月20日

说明:本文很早就动笔了。只是笔者奉行“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没有证据不
说话”的原则,花了几个月时间查证资料,很费力,几次想放弃,现在总算完
成了,顿感轻松。其间得到了国内外许多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们大力帮助,在
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 秋实


附:

局部不信,全般可疑
  ----有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统计(一)

delphi


  有位二傻子先生说「偶知道毛主席非常伟大,把59-62年的问题统统推给
苏修和老天爷」,我回答他说:「是的,偶准备这样做,很实事求是地,也很
容易做到的。」话是说出口了,很后悔。现在我不得不骑驴子硬上了。因为是
硬上,乘的是霸王架势,比不得请客吃饭,文质彬彬,所以难免有离谱的地方。
但是我一心所秉持两条,第一就是实事求是,第二就是知行统一。

  为此我去翻了书,首先自然是翻秋实先生的大作。我十分佩服秋先生在对
待大跃进们问题上所采取的做学问的态度,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苦心劳作的结
晶,即《大跃进期间各省非正常死亡人数估算表》。虽然说书生从书本到书本
吧,功夫还是很不凡的,气势很恢宏,数据码的特齐整,言出有据(据说数据
都是采自国家统计局1990年的),看上去很有说服力。

  「让数字说话」这是时下网上流行的一个套句,我不反对。但是本人从来
对于使用人手编写出来的数据,有着天生的反感。简单地讲,众所周知不管是
什么统计数据,都存在有局部的和系统的误差。自然观测得来的数据,比如观
测到的天文曲线,我们知道它的噪音或干扰的分布(一般是Gaussian),所以
在提取它的斜率曲线的时候,我们常采用定型的Strack(微分高斯)滤波法,
这在天文界是个常识了,能保证一定的精度。而对于来自有噪信道上的通信数
据,需要搞个相关检测什么的,然后再加上最大似然判别什么的,也能够方便
地得到比较真实的原始数据。但是对于人工得出的数据、也就是由散在的人们
所收集得来、再经过人的誊抄转录,再经过一一级级领导的审批,然后报到中
央的“统计数据”,经过了这么多人为手脚的过程之后,我们还能知道存在于
其中的误差作什么样的分布吗?显然,答案经常是:不知道!我不是说衙门里
的人不懂统计,谁都知道这里面政治的水分太大了。一般,我们懂得使用什么
样的数学方法来去伪存真,比如讲无偏模型啦、方差分析啦,假设检验啦,但
是首先我们需要有用来精确地描述数据的统计模型(分布和参数),而这一点
基本上做不到的。既然不可能精确,那怎么会没有误差?而误差到底有多大、
误差可控吗?这些真是天晓得!所以,根据这些不可靠的数字码出的表格,看
上去似乎井然有序,它的置信度总是可疑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好比我们
小的时候玩泥巴过家家,情趣是有的,但不定真实。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人工数据本身不会说话,会说话的全在它的背面。
连毛主席当年也不得不派手下的人化了名到基层去做调查,一调查才知道根本
不是那么回事。可见一个欺上瞒下的官僚阶层(现在成阶级了)有多么的厉害!
不搞文化大革命还行吗?报上来的数字都已经事先被各级领导人、经委计委的,
最后是国家统计局的做了手脚,而这种手脚如果无法在在当时被拆穿,被修正,
那么经过数十年的尘封之后再拿来使用,结果还可能是精确的吗?答案显然是
否定的。那么,还有没有补救的办法?我认为多少是有的,那还是毛主席说的
「知行统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解剖一只麻雀」等等等。真正
地、不加意识形态地了解和运用真实的情况,才能逐渐缩小统计误差的范围。

  说了这么多,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所谓的《大饥荒档案》不尽可靠真实。
写作的人如秋实先生很抱有实事求是的态度的,但是我判断,如果没有错的话,
只是从书面到书面,从数字到数字,那么其结果充其量只具有部分参考价值,
而无有用来做最后结论的价值了。


一.解剖一只麻雀──只谈扬州的情况

  尽管我很讨厌人工数据,但是我还是愿意从数据入手。我声明在先:第一
我不是扬州人。我的上上辈是在那付近工作过不下十年的(包括三年期间)。
第二我在网上找到了比较详细的扬州地区从1960年到1969年的“大事记”,我
就叫它《扬州大事记》好了。第三,丁抒等人貌似有根有据的描述后面掩藏着
明显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对数字的膨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我不认为数字
本身有多少意义,这在后篇里面会有详细分析的。我对于丁抒等人在关于局部
地区存在的描述性错误,多少从别人那里听到过一点真实的情况,拿到这里来,
或可以起一点甄别的作用吧。


1)宝应县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丁抒在他有名的《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一文中,是这样描述宝应县的
情形的。

「宝应县情况更严重。因为忙于各种“大干”,顾不上农活,一九五九年
一半以上的稻田是白水插秧(未施肥),还有的稻田干脆抛荒,结果大减
产。“当年粮食实产十七万吨,而县委主要负责人却坚持核定产量二十七
点五万吨,以至征购过头,社员口粮全年人均只有七十六点五公斤,造成
农民非正常死亡的严重问题。”四万人饿死,事情闹大。江渭清亲自出马,
逮捕了县委书记徐向东。江虽自我检讨说“宝应事件,省委要负一定的责
任”,但“死者长已矣”,再也不能复生了。」

  另外,在不知作者是谁的《饥饿的三年》一文中,也有如下类似的描述。
http://huajun.sq.sh.cn/zhaohua/article248.html

「由于“反右倾”运动清洗了一大批体察民情、敢讲真话的干部,许多干部打
肿脸充胖子,宁可让老百姓饿死也不愿向上级承认缺粮。饿死四万人的江苏宝
应县就是一个例子。若不是县委书记徐向东“死官僚主义,省里拨给他粮食他
不要”(当时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语),宝应的四万农民是不会被困在
家中活活饿死的。」

  那么,宝应县在中共江苏省委发现了问题的1961年5月份之前、或者具体
地说在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到达宝应解决问题之前(5月25日),到底饿死有
多少人呢?我们看到上面的两篇看都言之凿凿地称饿死了四万人。我们知道上
面的两篇出自于民运人士之大手笔。

  我们再来看,在一篇由南京大学高华撰写的带有学术探讨意味的文章《大
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中,是怎样给出这个数字的。

「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江苏的兴化、宝应、高邮、高淳、宜兴等县虽然相
继发生因缺粮而导致的严重死亡事件(仅宝应县就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
的6.2%,该县因死亡、病亡、外流而丧失的劳动力就约占农村总劳力的30%),
但由于江苏省领导机关采取了救灾紧急措施,农村情况迅速得到缓和。」

  数字35,391据说是登在当时的一份内参上的,所有文章当引用自同一个来
源。究竟是四万准确还是35,391准确,相信大家不难作出判断。注意,这里丁
抒的误差已经达到13.0%了。换过来理解,丁抒等人要是有一点统计上的严肃
精神的话,是不会大笔一挥就轻易地把3.5万改成四万的。

  那么,宝应县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饿死的农民就是35,391人了?不是的,
这里面其实还有隐情。下面是一段《扬州大事记》的记载:

「5月25日,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宝应县部、委、办、局负责
干部和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宝应县从1959年底到60年初发生严重的
人口死亡、生病、外流和弃婴等问题,严肃批评了县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
(宝应县从59年10月至60年4月,非正常死亡数万人之多,最严重的黄塍
公社徐甸大队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21.9%。全县患浮肿病、青紫症、消瘦
病最多时达6万多人,外流人口最多时达2.3万多人,丢弃在县城的小孩
就有851名,全县丧失劳动力30%左右,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也受到严重破
坏)。8月24日中共江苏省委决定给宝应县委第一书记徐向东开除党籍处分
(1979年经省委复查,改为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扬州大事记》当成文于90年代,以连续几年一页的形式在网上发布。
可惜我从网上只下载到了60年到69年的这一页。从上面的文字看,作者对
宝应县在大跃进的三年是持批判态度的。但请特别注意下面的几个表述:

1)「非正常死亡数万人之多」,这是个模糊性的表述,而在其它地方都是精
确加以表述。

2)「外流人口最多时达2.3万多人」。

3)「徐向东……1979年经省委复查,改为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我经过向知情人了解,才知道徐在被处理后不服,他的申述理由,第一,饿
死的人数不是3.5万而是2万以下,第二,外流人口(最多时达2.3万)都被算作了
死亡数,所以部分正常死亡数也被算做了非正常死亡数,第三,高指标乃是省、
地下达并批准了的,责任在上头。

  外流人口确实是造成61年非死亡人口陡然增加和三年灾害之后人口统计又陡
然上冲的一个主要原因,官方把它解释成是常有的在大饥馑之后的生殖高峰,其
实并不尽然。因为在那时外逃一般被认为是违法行为,所以很多外流户家属都不
敢直说是外出了,而谎称死亡。这些外流人口到了外地,比如上海,自然是黑人
黑户口,他们怎么敢到当地的派出所、居委会去出头露面呢,当然不敢。所以,
他们不可能出现在外流所在地的人口统计里面。于是这部分人里面很大的比例就
对三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作出了贡献。可是后来形势好转了,黑人黑户在外面
混总也不是回事,于是他们又返回到原籍地农村, 这一下, 造成了人口数字回
流(高腾)的假象。从《扬州大事记》里可以得知,1961年扬州全区外流人口达
12.7万,大约有一半(63,133)的人没法混了又返回到了乡下。到了63年,全区
的外流人口仍高达12万之多。这个冰山一角的隐情后面看看再细说吧。

  监于徐向东的实情和上述的隐情,1979年经江苏省委复查,改为撤销党内职
务处分。鉴于79年末80年代初否定毛泽东的大势,要给他完全平反也难,所以就
从轻发落吧,当时已改任省人大主任委员的江某如是说。

总结:

 - 丁抒等人所谓宝应县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饿死4万人的讲法是不正确的。

 - 实际数字可能在2万以下,换言之,丁抒等人的误差可能至少在50%以上。
那么还有什么信用可言呢?饿死2万人,90%的罪责罪在苏、美、和自然灾害。

 - 考虑至外流人口所引起的“卯吃寅数”的现象,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存在有
很大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


2)高邮县呢?

  。。。。。。。。。。。。。。。。。。。。
  这回我得说说夏雨同志,他在60年春受到了错误批判和处分。夏雨同志还是
比较熟的,还来做到了江苏省农委主任和农林厅厅长。。。。我就先不摆了,累
了,过两天再写得。

  还有一个议题,就是谁该负责任?民运们一口咬定饿死三千万是中共的罪责
不放松。而我将半定性量又信服地证明,中共只有一成以下的责任。按照三成以
下不算帐的成例,中共和毛泽东都是无罪的。那么是谁之罪呢?是必曰,第一,
苏联修正主义有罪,第二,长时间的全国性的自然灾害有罪。第三,美帝国主义
有罪。关于这些个话题容我有时间再表。

  我声明在先,我没那么多的时间泡这无底洞里的。所以我也没法像秋实先生
那样纵观九州,下笔如有神。我只是指出一些明显的错误,我相信这样的错误在
那里比比皆是。还想指出分界可能在哪里和应取怎样的思考。偶们从来就不亡命,
所以没必要跟在民运后面不负责任地乱讲话,跟在一些伪装在数字后面的不太光
明的东东后面以讹传讹。要能多少起到「正本清源」的用处,本人很心满意足了。

2001.5.2



局部不信,全般皆疑

──有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统计(二)


  前天贴出一帖,叫《局部不信,全般皆疑》,原以为右派们会按捺不住跳
出来揪偶算帐什么的,结果没有,就梁哥儿给叫了声好。于是偶想,照一般论
坛流例,这得要么就是没意见,要么就是没兴趣,要么就是等着瞧的意思吧。

  这一来偶也没了兴致。就好比一乡下进城里来的,把个《大饥荒档案》的
橱窗拍遍了,也没人理会你好奇。想来城里人都是看惯了的,反过来一定会笑
偶执著。大概也因了在那橱窗里面摆列的,原本不过是些书呆子们用来作秀的
炒作,本意也不是在教人学习统计学,所以也没人认真得,呵呵。

  偶就不准备太认真往下接。可自个儿窝着又怕糟馑了?所以行文当画符,
续哪算哪了。请看下面。

──────────────────────────────

……………………

一.解剖一只麻雀──只谈扬州的情况

……………………

1)宝应县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续)

  我上次总结到:

  一,丁抒等人所谓宝应县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饿死4万人的讲法是不正
确的。

  二,实际数字可能在2万以下。

  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不准确,理由是『外流人口』造成了『卯吃寅数』
的现象。

  这两天我有点空,又继续做了点调查了解,终于解剖到麻雀的『心脏』部
位了。结果得到的信息更惊人:宝应县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饿死才不到
600人!

  因为徐向东是冤枉的,他在宝应工作多年,同情他的人大有人在。他们早
在文革之前就分头做了挨家挨户的调查,手里攥着小本本,列着精确的名单和
数字呢,就着为徐翻案的这一天了。当然省委定下的案不是说翻就能翻,大形
势还在那里摆着呢,做这事的,谁都会掂一掂自己的分量。所以这一拖就拖到
1979年,才由江苏省委做出了复查,恢复徐的党籍并改逮捕为撤销党内职务处
分。这个结果,一是表示徐有冤情,二来碍于时局,再说宝应县委当时也确实
搞了高征购,饿死了人。

  省委是有新的结论了,但此事时过境迁,对于管理文档的部门来讲,政治
上挺敏感的事儿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并没有反映到已经形成的各种文
件中去。这意思就是,作为历史,你徐向东就认了吧。所以在相应的文献中,
还是留下原来的数据:『宝应县非正常死亡35,391人』。到了写《扬州大事记》
的人手了,则采取了模棱两可的写法,这就是『非正常死亡数万人』。数万人
也好什么的也好,党籍给恢复了,而死者亦长已矣,谁还会认真地计较订正的
彻底不彻底呢。

2)高邮县呢?

  丁抒在他的文章中讲,高邮县前后饿死了37,000人,其中17,000人是在
1959年里饿死的。丁文说:

 『长江北边的高邮县是又一个典型。该县在一九五九年已死了
  一万六千多人。一九六○年二月,县委第一书记夏雨和第二
  书记洪坚一并成为反右倾的靶子,被定为“犯有反党、反社
  会主义错误”而撤职。新上任的县委忙着召开万人大会批判
  “右倾机会主义”,顾不得救人命。结果一九六○年又死了
  一万七千多。饥荒持续到一九六一年,又有四千多人去。』

  夏雨等人被定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而遭撤职是真事。但是与
宝应县委的被打成『左倾』不同,高邮县委是被打了『右倾』典型。为什么中
共江苏省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会对这两个互相毗邻、都饿死了人、但形式
上一为『左』另一为『右』的两个县的领导层,采取同样的处分即撤职呢?这
不是很矛盾吗?难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中央的政策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
大转弯?事实不是这样的。

  事情到了后来,在平反问题上,夏雨还不及徐向东来得幸运。《扬州大事
记》里记载着,对夏雨等人,『1982年3月,江苏省委、扬州地委给予彻底平反
纠错。』上面说过了,徐向东问题的复查和再处理是在七九年的八月份,而夏
雨的平反反而晚了差不多三年。在这之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已召开,整个
形势向「右」转。夏雨不是党内反『左』的英雄吗?这一点让人很不好理解。

  限于涉及个人,我就不在这里细解释了。说到底都是政治和人事因素起决
定有所的事物,谁不知道党呀政府呀社会呀这些都是极大极大的复杂系统,哪
里会象书生们想像的『1+1』或『1+2』似的简单。只说一点,就是在复
查高邮县59年非正常死亡的一万六千人当中,包含了有大约六成左右的『人口
外流』和二成以上的正常死亡的人数。这样一来正确的统计,因缺少粮食而死
亡的应该在4,000人以下。这下下到具体什么个数,本人不得而知。这是夏雨
等人故意做出来的吗?当然不是,这个失实有它当时的历史背景,为政治的因
素也多,而统计做得急促,方法也不很对头。

  夏雨的名字富于诗情画意。而我从长辈那里听来的,其人脸上还真的是夏
『雨打芭蕉***』呢,呵呵。我在十多年前,竟有一次见到其千金,天仙般的可
人儿一个。只恨自己当时还是一不大点儿的辰光,呼尔嗨呀!在官途上,夏雨
不吃亏,他还是做他的县长书记,只是换换地儿而已。至于后来混到省农委主
任和农业厅长的位置,那是升官了。

  上面所举只是一两个局部的例子,反映了真实的内情。那四万对六百可就
是67倍、而一万七千对四千也有4.25倍。我们还会相信那些所谓『统计数据』
的真实性吗?

  我时常想,真要是象书上写的饿死那么多人,那农民们为什么不起来造反
呢?它中共为什么不曾被推翻呢?搞高征购,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吃得了那么多
的粮食?

  其实我们都看到了,尽管有一些反共文人和『统计专家』们在网上列出一
堆又一堆的数字、控诉中共官员们对待老百姓比当年的国民党还要『残无人道』
(比如写『信阳事件』的那篇),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啊!可是得到的印
证呢?为什么在网上,应声而起振臂高呼:『我我家里死了谁谁』、『我我家
就是这样遭受迫害的』,这样的个例,与文章里所揭发出来的所谓『事实』相
比较,为什么让人感觉是少得如此不成比例呢?

  事实和公理自在人心。

3)天灾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确实饿死过人。不要说是在灾害年头,就是在平年,
饿死人的事我也亲眼见过。那是十年前了,我陪我爷爷去扬州玩。就在运河边
上,我看到了一具『路有冻死骨』,回想起来到现在我都觉到惊惧和震撼!而
当时更使我感到惊愕的是,艳阳之下的整整三个小时里,没有一个人向公安或
政府部门报告,也没有人前来收尸!

  五、六十年代的共产党人会这样吗?绝对不会。

  那么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了一些人原因何在?我想,一个主要原因是,
天灾。

─────────────────────────────

下面只列出了《扬州大事记》里所记载发生在60年~69年间的自然灾害和政府
发放了多少救济款的情况,不加评论。此文就写到这里,偶做饭去了,民以食
为天。

《扬州大事记60年~69年》摘录


灾害及救灾情况

1960年
  5月3日全区除靖江、泰州外,其余各县市均遭受狂风暴雨袭
  击,部分地区落冰雹,三麦受灾面积35.3万多亩,油菜5万
  多亩,早、中稻秧苗2.7万亩,房屋倒坍5900多间,损坏3.5
  万多间,压死16人,压伤155人。

  省委增拨专区救济费100万元,安排社员生活和春耕生产。

1961年
  2月8日据统计,全专区浮肿病人、消瘦病人不断增加,已达
  到21万人,占全区580万农业人口的3.6%。当时,全区共设
  1400多个治疗点,医务工作者3800多人,治愈病员13,000
  人,后逐步全部治愈。

  5月3日,全区除宝应外又一次遭大风袭击。损坏房屋39万多
  间,伤亡223人。

1962年
  9月5日~7日全区遭特大暴雨和14号强台风袭击,受涝479.5
  万亩。芽烂和被雨水冲走粮食350万斤,住房倒塌35.4万
  间,倒墙、掀顶79.9万间,死亡88人伤2508人,损坏流失农
  具7000多件,倒塌损坏桥梁25357座。

  省、地委先后下拨救济款674万元、棉布132万米、絮棉17.5
  万斤以及药品等,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和治疗疾病。

1963年
  省、地委先后下拨救济款608万元、棉布22.7万米以及一批
  药品,解决困难户生活和治病问题。

1965年
  春,久旱不雨,江都抽水机站抽引江水2.4亿立方米,由运
  河灌溉江高宝三县100多万亩农田,并抽引江水6.5亿立方
  米,通过通扬运河补给江都、泰县、兴化、东台、泰州等县
  (市)的灌溉水源。

  同年7月,里下河高宝湖地区,连降7次暴雨,平均降雨600
  多毫米,局部地区在1000毫米以上,超过1964年同期的降雨
  量,受涝面积达900多万亩。江都抽水站日夜抽排涝水9.3亿
  立方米,使该地区减轻了损失。

1966年
  省、地委先后下拨救济款523万元以及棉布、絮棉、木材等
  物资,解决群众生活困难,恢复生产。次年4月8日,军分区
  生产办公室增拨救济款173万元,用于解决重点灾区、贫困
  地区的困难。

1969年
  7月3日~18日,全区连降暴雨,雨量达400至550毫米,里下
  河和沿江圩区全部围水,340万亩农田受涝。又8月以来全区
  受台风袭击。

  专区革委会生产指挥部拨发救济款60万元,毛竹2.5万支,
  支援灾区救灾。

20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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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为什么不把关键数字的出处标清楚?

》宝应县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饿死才不到600人!

没有看到你的证据嘛?你的出处在哪?

》只说一点,就是在复查高邮县59年非正常死亡的一万六千人当中,
》包含了有大约六成左右的『人口外流』和二成以上的正常死亡的
》人数。这样一来正确的统计,因缺少粮食而死亡的应该在4,000人
》以下。

这个“六成”的结论也有证据嘛?为什么就一定肯定复
查的结果是更准确的?至于正常死亡的人数,一直是在
统计数字里面的,最后的结果都会考虑到。

你举了两个局部的例子,却都没有证据来证明是对的。
为什么不把出处标清楚?

凑热闹的 


A:
嗨,当年给少奇平反,哪位见过写怎么就不是叛徒内奸工头的啦?
送交者: delphi 
来啦?您吃了吗?偶刚刚用完。

>>》宝应县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饿死才不到600人!

>>没有看到你的证据嘛?你的出处在哪?

徐向东已去世,但知道此事的人不少。偶是向其中一人打听得到的。其人称:
徐的复查是有江苏省委文件的,但在其中写明这个“600人”了没有他不知道。
偶正在请求他帮助搞到复写件。要知道,对省委来说是件很没面子的事。本
来嘛江渭清亲自把徐打下去的,罪名就是饿死了35,391人。结果呢又不是,
搞了个冤假错案。600人算过鸟!可那时江渭清在台上(江在四人帮倒台后从
江西调回江苏,时任人大主任),所以这600人的真实也不见得写在省委文件
里了,偶估计。即使如此,人家是一家一户挨着统计过来的,放我我也不会
甘心,没那回事不是?据说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这和你们反中共可有忒信国家
统计局数据的先生比起来,哪个更准确?我就不多说了。

>>》只说一点,就是在复查高邮县59年非正常死亡的一万六千人当中,
>>》包含了有大约六成左右的『人口外流』和二成以上的正常死亡的
>>》人数。这样一来正确的统计,因缺少粮食而死亡的应该在4,000人
>>》以下。

>>这个“六成”的结论也有证据嘛?为什么就一定肯定复
>>查的结果是更准确的?至于正常死亡的人数,一直是在
>>统计数字里面的,最后的结果都会考虑到。
>>你举了两个局部的例子,却都没有证据来证明是对的。
>>为什么不把出处标清楚?

说是省委文件。可惜偶不在能够立即获得复写件的地方。另外县志什么的也有
记载吧,偶都拜托人搞复写件,人家也不是很情愿的事,反「右」英雄是不假,
怎么着当时抬出来作反右武器的数字是不实的,就这么个,人家也不是很愿意
提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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