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观后

洪浩

多维新闻，2004年2月13日

　　在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人问导演之一的卡玛（Carma Hintin），“您有没有宗教信仰？”卡玛爽朗地笑了笑，毫不犹豫地回答：“经历过那个狂热的时代，我怎么会再有什么信仰呢？”

　　卡玛所指的“那个时代”，就是影片所表现的主题所处的那段中国近代史上最疯狂、最黑暗的年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八九点钟的太阳》第一次以视觉媒体的形式，对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回顾，通过对一些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们的采访，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回放，从中反思那些令人疯狂而失去理智的举动为什么会在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大地上产生，其震撼性远远不止于当事人对过去一段荒唐岁月的自嘲，或是影片制作人仅仅为了对历史负责而留下的真实记录。

　　卡玛的父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韩丁、阳早，于1947年作为联合国救助机构的代表来到中国，1949年，卡玛出生于刚刚改朝换代的北京，真正的共和国的同龄人。卡玛三岁时，父亲休假回美时遭到当时反共势力麦卡锡主义者发难，因得不到护照而不得离境。卡玛在中国长大，直到1971年才“来”到美国。我问起她第一次“回到”美国时是不是感觉到文化上的隔阂，她首先笑着更正我道：“是‘来’到美国，不是‘回’到，因为我确实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

　　带着那个有关信仰的疑问，我首先问她当年是不是红卫兵的一员，“您可是正好那个年龄。”

　　卡玛说：“他们不让我加入红卫兵。”在干部子弟云集的北京101中学，尽管卡玛与大家一起长大，但她时刻感觉得到自己的“与众不同”。“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很小的时候，一大群孩子们围着我指指点点，‘外国人’，‘外国人’，我意识到自己不能算是中国人，虽然我和大家一样念书识字，一起玩耍，但我不是和他们一样的人。可我也不知道我算哪国人，别人问起我，我就说‘外国’。”正因为如此，学生时代学校里举行的许多活动，忆苦思甜啦，整风反右啦，老师都不让卡玛参加，大有家丑不可外扬的意思。然而，红卫兵的发起就是源于北京海淀区的几所高校附中，身边发生的一切不能不对她有所触动。

　　我问她是怎么想起拍摄这部影片的，她将话题转给身边的另一位先生。影片的制作兼导演的白洁明（Geremie Barme）是澳大利亚人，1974年开始在中国留学，并在70年代后期为香港的一家中文月刊工作，期间为香港的媒体撰写了大量的有关中国的分析文章，现在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和亚洲历史系的教授。

　　白洁明同样操着流利的普通话，善开玩笑，乐观风趣。他介绍说早在95年拍摄大型记录片《天安门》时，他就有了要拍摄一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记录片的想法，卡玛却认为题材太大，有些却步。后来在他和卡玛的丈夫，影片的另一位制片人高富贵（Richard Gordon）的鼓动下，才开始收集素材，拟定主题，同时寻找合适的被采访人。“实际工作从95年就已经开始，也可以说是历尽艰辛。”

　　对于文革的反思自文革尚未结束时就已经开始，至今仍常见于文艺作品及众多的中文网站中。《八九点钟的太阳》可以说是这些反思的集大成者，被采访者不仅坦诚直露地剖析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而且对于那个“集体毁灭”运动的思考也相当深入。

　　宋彬彬、骆小海这些红卫兵的发起人及先行者对于历史的回忆和感到自己被利用内幕的披露，李锐、李南央父女从亲人到仇人、从反叛到回归的过程，王光美、刘亭母女作为文革最直接的受害者，对于发生在她们身上这一切的置问，以及王力雄、朱学渊等学者自身的反省，都为影片带来震动人心的效果。影片自始至终贯穿着“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音乐和画面，以此来连接作为“八、九点钟的太阳”的那一代年轻人，从朦胧到“奋起”，从行动到反省，从不可一世的革命先锋到刻骨铭心的幡然醒悟过程。

　　五年前，我的一位朋友曾自己出资拍摄了一部记录片，《从东方红到国际歌》，这部片子至今仍没有与观众见面，但我记得其中有一段解说词是这样的：这两首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唱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却没有人质疑过它们歌词中的矛盾，《国际歌》中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而《东方红》里却说“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难道我们全中国人民都愚昧到如此了吗？难道这就是在《国际歌》诞生的国度，人民的选择最终不是象《东方红》的国度里自戕于水火的原因吗？

　　中国文化中的造神运动由来以久，到了毛泽东的时代更是登峰造极。直到今天，仍有众多的人们深信，“祖国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那么，那个“祖国”是谁呢？是和你一样的普通百姓吗？还是伟大领袖的“朕即国家”？就象王力雄说的：“今天我们看到少年追星族们觉得可笑，要是他们看到我们当年的行径，一定会笑话我们的愚昧。毛泽东有什么好崇拜的？不就是一个糟老头子？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

　　《八九点钟的太阳》中，那一代热血青年“革命”的初衷都是为了祖国的利益，甘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但经历了无数的打倒批臭、无数的上山放逐、无数的欺骗和背叛之后，他们开始真正自己去思考，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看过《八九点钟的太阳》，使人不得不深思，对于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人，祖国到底是什么？是代表少数利益集团的“政权”？这个政权代表你的利益吗？难道在数以千万计的你我失业下岗的今天，我们还要为一个耗资数百亿的“Ego”的上天而欢呼吗？

　　这个“ego”真的属于你和我吗？你我从此得到别族的刮目相看了吗？当每一个平凡的个体，上至国家主席，下至你我草民，不能受到天赋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时，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先进文明的尊重？我们自己的文明曾经因为“卫星上天”而成为先进文明了吗？

　　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首映式上，卡玛在回答完观众的提问后，仍然被人们簇拥在影院的大厅里，多数人对于她为我们带来这样一部巨着而表达感谢，也有一些人对影片的主题思想产生质疑，甚至责问导演的思想太片面，没有全面“公正”地解读文革，“王光美生活腐化，”“刘少奇也不是好人，”“没有反映农村人的看法，许多人怀念那个时候，比现在的生活有保障。”

　　卡玛耐心地做着解释：“我们无意拍一部有关文革的全景，那是两个小时远远不够的。王光美是文革的受害者，刘少奇确实也有过错误，但那不是我们要说明的主题。同样，我们并不是要表明现在的中国什么问题都没有，我们只是想要描述那一代人。”

　　一对刚刚在中国生活了一年半的美国夫妇说：我们有时也感到奇怪，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仍然有那么多人对毛心有怀念？难道他们至今仍相信，毛曾使他们站起来做人了吗？正象影片结尾处，镜头聚焦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神像”前，卡玛的解说词这样说道：“对许多人来说，‘革命’已经终结了，乌托邦已经破灭，但是，毛的幽灵从来没有远去。”

　　影片结尾的音乐意味深长，弦乐忧怨的《我的祖国》的旋律与键盘无精打彩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音乐以重奏的形式出现，仿佛一腔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断断续续地被幽灵的嘲笑所打乱。

（《八九点钟的太阳》将于2月28日下午一时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大礼堂放映，免费入场，地点是：41-17 Main St., Flushing，电话（718）661-1229／1230，可上网查询该馆信息：www.queenslibrary.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