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分水岭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序

作者：Roderick MacFarquhar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

(Roderick MacFarquhar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是哈佛大学历史和政治学讲座教授, 政府系系主任。他的主要著作之一是三卷本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他是1991年出版的“康桥中国史”第15卷即文革历史卷的两名主编之一。他在哈佛大学开设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课程，每年有数百学生选修。）


文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的分水岭。１９６６年以前，中国是毛泽东主义阶级斗争和史达林主义指令经济的合成品。１９７６年以后，中国成爲资本主义经济和列宁主义一党统治的混合物。中国共产党现今肯定仍然具有阶级斗争性能；１９８９年六四事件和１９９９年以来对法轮功的镇压只是最残暴的两个例子。但是可庆幸的是，１９５０和１９６０年代的一系列残酷无情的政治运动与文革十年的混乱和暴力似乎已仅成往事。现在的斗争是赚钱或者平衡收支。

然而，对往事的记忆仍然至关紧要。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对照鲜明的例子表明，对一个民族来说正视其在近期历史中的犯罪行爲相当重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盟国的占领下，德国人进行了“非纳粹化”，清查和处罚了纳粹份子。继之而来的是德国作家和历史学者对其过去作了深入的反思。这样，最终每一个德国人都不得不认识到上一代人的罪过。结果，德国今天成爲一个比较健康的民主国家。

但是，很多日本人却仍然没有认识到前辈之罪恶，其原因是他们还没有在历史和文学作品中接触到它。除非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日本人从不探究审视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及期间在亚洲犯下的骇人暴行。其后果是，战争罪一案至今仍然是日本与其邻国之间日益加剧的一大问题。

在文革这一案例中， 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８１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煞费苦心地对其历史作了基于现实需要的表述。《决议》批评了毛泽东，说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但是把“四人帮”和林彪的所作所爲描写成“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说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著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煽动人民“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尽管中国共产党承认在统治中国的记录中留下的污迹，但是它仍不准许在学术界对文革进行充分研究，也禁止将研究成果付诸教学。一两部较好的关于文革十年中事件的著述是由历史学者在中央党校和国防大学这样的官方主持下写出的，而一名在北京大学的教授想要从事类似的研究，就会其使其职业遭受危险。

中国共产党对开放文革研究的担心可能出自两个原因。其一，《决议》批评了毛泽东的左倾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论点，但是，不受限制的研究肯定会揭露出他扮演的是亲自动手直接指挥的角色，他曾共谋参与或批准赞同“四人帮”犯下的大量罪行。毛泽东的名誉不容遭受污染；它对党的统治的合法性来说至今仍然占据著心位置。

第二个原因不仅涉及到中国共产党，而且涉及到整个国家。因爲毛泽东企望锻炼出新一代的革命者，他用“造反有理”口号鼓动青年并号召他们“炮打司令部”。毛首先罢黜了那些试图约束青年的同僚，以此清扫了道路，致使很多地方陷入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即互相争斗人人自危的野蛮状态），中学生和大学生实施暴力和恐怖整整两年，最先斗老师，然后斗党内干部，最后自己互相斗。在文革刚结束时出现的“伤痕文学”和以后的一些红卫兵回忆录，仅仅触及了事情的皮毛。假使作家巴金的建议──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真能够实现的话，那麽挖掘将会深刻得多。但是，真正的研究可能形成对整个一代人的指控──那些文革的参与者和观看者。他们现在正要掌握国家的领导权。

这样一种指控只应当由一个中国人来做。在其最有名的小说《苍蝇王》中，英国作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姆·戈登暗示，如果没有父母和社会的约束，任何地方的年轻人都可能行爲残暴。然而，文革开始时，中国的年轻人不单摆脱了管束，他们受到来自最高层的怂恿鼓动。而那些并非在中国的共産主义制度及其暴力文化中长大的人大概很难确定在红卫兵横冲直撞的狂暴日子里他们是如何行事的。

王友琴是生于中国而现在美国从事在中国不能做成的文革研究的学者之一。在这本书里，王教授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朝著使中国人正视其近期历史的方向。经过她的长期刻苦的努力，无疑还遇到过大量的挫折和阻碍，她揭开了蒙在暴力上的面纱，特别是在她界定爲文革中最残忍的两个时期中的暴力。这两个时期是红卫兵运动兴起的1966年夏天，以及由“革命委员会”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1968年冬天。在书中，她一个接一个地详细描述了数百名受难者的命运，希望以此种方式确保他们将不会被遗忘。王友琴作爲先锋开始了这种对红卫兵暴力以及随后的官方暴力的详尽透彻的分析。但是，如果她的这种分析依然不能引导中国人重视确立各种制度以防止这类暴行，至少要防止像文革这样大规模的暴行再次发生，这些受难者还将会是白白死了。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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