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玲5月28日的四段录像讲话
马悲鸣
我从封从德提供的总共一万三千字的柴玲5月28日录像讲话中截取了以下四段。据封从德说，其中至关重要的第二段未被《天安门》采用（尤其是这个「全文」也不全，删掉了柴玲讲述家庭和父母的一段，当中有「我很想(哭)活下去，都是为了他们(父母)」一句尤为关键。——封从德谨识于巴黎，一九九七年四月）。
按封从德的意思，因为这第二段未被采用，才造成了电影观众对柴玲的误解。但我仔细读了多遍，即使采用了第二段，也无法否定柴玲在第一和第三、四段讲话里的实质内容。
柴玲在第一段里直言∶“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并且坚决谴责那些力图阻止流血的人。
柴玲在第二段里说，她的母亲有很重的病（但不知是什么病，封从德也不肯说明），他父亲正支撑一家，所以柴玲想活下去。这里提供了她想活下去的个人方面的理由。
柴玲在第三段里说∶“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
柴玲在第四段里强调，她和别人不一样，是上了黑名单的人。并请求记者不要披露。
其实不用第一和第二段。仅这第三段就已经把柴玲的内心意图暴露无疑了。作为个人，她要求生下去。但广场上的同学，只能等待血洗。
这里看不出第二段的有无对柴玲内心的世界表达有什么断章取意的作用。柴玲的妈妈有病，她自我感觉就有充足的理由要活下去。而不管别人的妈妈是否有病都只能等待血洗。
封从德声称∶“《天安门》剪接的一段话，是前后拼接的。前半段(即「让别人流血」)与后半段(即「自己求生」)，在录映带上相隔半小时，中间裁掉八千九百字，而且前后半段提问的人不相同，二人的思路并不一致。”
虽然前后半段提问的人不同，但回答的人却只有一个，就是面对摄象机的柴玲本人！
《天安门1989》总共只有两个来小时。若是把这半小时长的柴玲录像讲话全部搬上去，哪里装得下。关键的第一和第三、四这几段就足以说明问题的了。再装上第二段徒然浪费观众时间。
通读柴玲的五二八录像讲话，给人整个一个印象就是歇斯底里。
不知封从德以为然否？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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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柴玲∶“同学们老在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著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
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学，有一些什么上层人士，什么什么人物名流，他们居然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这个工作，就是帮助政府，或者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而在政府最终狗急跳墙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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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柴玲∶“我很难过的就是，我父亲他很伤心。(哭)很伤心，【因为在医院迁离的时候，使我家里受到一场大的灾难，就使我妈妈生了大病。(抽泣)从此我爸爸就一个人在支撑家里的负担。】(抽泣)有一次我回家，他，(哽咽)看到他摔东西。他说，(抽泣)我觉得我再也支撑不下去了，我怎么办？我也哭了。我不知道这对一个中年人来说，一个家庭，一个……对不起，这些可不可以不要报导，好吗？他其实在各个方面都承受了很多、忍受了很多。他是一个中国人。(哭)我觉得很对不起爸爸和妈妈。
我很想(哭)活下去，都是为了他们。(抽泣)我愿意是，给他们一些安慰。我觉得，(抽泣)，如果，我，出事了，我父亲受不了，也，他跟我说：我再有甚么企求，我就是，我把我一生的希望寄托在你们三个宝贝上━━我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他说，你们三个是我的骄傲。(抽泣)【因为我妈妈，有很重的疾病，不太稳定，也怕她住院以后也很孤独，她需要理解，而我在外读书，没有办法回去跟她交流。】我弟弟还小，不太能(不清)。(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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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康宁汉问：“下一步呢？”
柴玲∶“【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不过我相信一次大的革命很快就要到来的，要是他敢采取下策的话，即使不敢采取下策，保留一些火种和力量，在下一次革命中我们一定会站出来。我虽然对政治没有兴趣，但我只要有良心，在下一次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想我还会再站出来，如果我还活著的话。我想最终的就是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政府，而建立一个人民自由的政府，而让中华人民真正地站起来，让一个人民的共和国真正地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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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梁淑英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坚持吗？”
柴玲∶“我想我不会的。”
梁淑英问：“为什么呢？”
柴玲∶“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来接著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这段话先不要披露，好吗？”
【附录一】～～～～～～～～～～～～
关於天安门运动的三言两语
龚小夏
有些朋友希望我就最近民运中出现的一些争论，特别是有人在《北京之春》上对我提出的批评作点回应。不巧的是，由於临近毕业，诸事繁忙，兼又搬了家，我在最近数月里既没有收到、又没有时间去图书馆翻阅中文出版物，所以对事情的前因后果不甚了了。为此，跑去匆匆翻了一下六月号的《北京之春》，才发现是因为《纽约时报》和《世界日报》上有记者对柴玲女士在一九八九年五月末的一次采访中说过的一些话和做过的一些事提出了一点批评，因此在民运圈子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而我之所以被牵连进去，则是因为《联合报》记者薛晓光女士在写文章之前曾经从香港打电话来就对柴玲的谈话的看法对我进行过采访。柴玲女士的讲话录音，在此之前我曾经认真地听过，里面有许多逻辑全然混乱之处，而且往往语无伦次，精神崩溃之征兆相当明显。因此当时我对薛女士表示，由於我研究的是社会学而非病理学，所以我很难对柴玲女士本人的做法提出多少评论。但是，我希望就八九年运动本身提出一点看法，亦即八九年的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抗议运动，但很难成之为民主运动。另外，我表示不同意我的同事丁学良先生关於文革后一代人的意见，因为在我看来，每一代人受不同的历史环境的影响固然会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但是每一代人中都有一批富於理想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同时也都有那么些为一己私利不惜牺牲天下人身家性命的极端自我中心份子。关於这点，我在《一般民运，两般人物》一文(见《北京之春》九四年九月号)中已经阐述过了。
既然争论是由於柴玲女士的话引起的，而从目前的文章看，包括许多参与争论的人也没有完全读过柴玲的采访记录，因此，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或误会的最好办法，大约是请《北京之春》或另外哪家中文报纸杂志将柴玲那番话一字不差地刊登出来，以便有个争论的根据。否则，无论人们就此发表什么样的意见，都难免遭到“断章取义”的指责。
在《北京之春》上，似乎只有一位叫白梦的先生对我有所非议，所以看来我也只能去回应一下这位我从未谋面的批评者了。然而，在读过白文之后，我却不知从何回应起。这位作家班学员的写作生涯大约是从向组织打小报告开始，通篇对人的指责包括了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表现之类。他若有兴趣作进一步调查，尽管可以去费时费力，我却没有兴趣对这个专案组审查结论式的东西发表什么意见。等什么时候他能拿出比挖家庭出身、追个人历史、查社会关系这一套更新鲜有趣一点的办法来时，没准作“回应”式的对话还能有些基础。
另外，由於我没有看过《天安门》一片，特意向卡玛女士提出过要求，希望能借来一观。殊不知，据卡玛女士说，由於该片还未完成，除了对少数有关人员放过一点样片之外，从未有人看过此片。这令我顿时哑然。不知道白梦先生根据什么指责卡玛女士“集合一些面目不清的人”，“断章取义”、“歪曲历史”等等。不过，这点与白先生的风格思路倒也算是统一。
关於白梦先生对我的指责，大概说这么些也算是足够了。不过，我倒想趁此机会向包括白梦先生在内的一大批天安门运动的学生领袖说上几句肺腑之言。柴玲女士那番如今引起争论的录音讲话，尽管有许多混乱和歇斯底里之处，但在总体上反映了八九年运动中相当一大批学生领袖对投身反抗政府的运动没有任何思想、理论、心理上的准备，甚至没有将自己看作是政治上的成年人的普遍状况。正如柴玲在讲话中所显示的那样，这些学生领袖口口声声管示威的学生──包括他们自己——叫“年轻的孩子们”。在运动特别是绝食的过程中，他们一再呼吁“祖国”和“人民”来“救救你们的孩子”。的确，在政治中不作为成年人出现，一方面固然是更容易引起社会的同情，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更容易能逃避运动的参与者、尤其是领导者本来应该承担的责任。然而，学生领袖们作出这种不成熟的姿态，似乎更多是由心理上的畏缩与思想上的空虚所引起的，而不是在政治上深思熟虑的结果。
心理上的畏缩，并不是指这些学生领袖胆怯或怕死，那是另一个问题。心理畏缩的表现，在於不愿意正视现实，不愿意面对现实中每个个人的责任、义务以及运动所面临的来自各种情况、各个方面的威胁。与此同时，却一味追求戏剧性的效果，并以夸张的话语及行动──例如声称要自焚之类──来掩盖自己的不负责任或不敢负责任。结果是，最没有主见的人往往看起来最激进、最坚决，最感情用事的人反而最容易成为领袖。当事情弄砸了之后，最应该负责却又最不愿意负责的那些人在这种情况下也最容易以一句“年轻”来将他们所有的责任搪塞过去。
这些学生领袖思想上的空虚比他们心理上的畏缩对运动产生了更多负面的影响。他们受的是共产党教给他们的语言，唱的是共产党教给他们的歌曲，模仿的是共产党树立的“英雄”形象。除了共产党教给他们的之外，他们自己掌握的思想武器著实有限。毛泽东年轻时期创造下、由文革中的红卫兵大力宣扬的诸如“国家是我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政府是我们的政府，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干，谁干？”这样的语言竟然成了绝食学生的口号；而若是共产党的《国际歌》还有些政治反抗意味的话，象《血染的风采》这样的歌曲竟然成为广场上学生们的“场歌”之一，便令人觉得是运动的耻辱了。
思想上的空虚的最集中表现，是学生领袖们，特别是激进的学生领袖，在运动中从来没有能够明白地解释抗议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他们与这个政府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政府是他们的政治对手甚至敌人，亦或是他们的领导甚至保护人？学生领袖们似乎从来不清楚。他们一时会管李鹏叫“人民的总理”，摆出一副臣民的姿态在大会堂前下跪；一时又会表示要“推翻这个灭绝人性的政府”，并且拿出一副与政府决一死战的样子。他们虽然痛骂政府专制，但是从他们的实际策略——如果他们还算是有一点策略的话──中又实在看不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将政府的专制当真。他们许多任性、不负责任的做法使人怀疑疑他们到底是否知道专制为何物。甚至柴玲在痛哭流涕地声称“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的时候，她所给出的理由也不过是“只有在广场上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事实上，专制政府之第一要务，便是对反抗它的人进行残酷的镇压。中国共产党的专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天安门运动并不是发生在专制最严厉的时期，相反却是在专制相对比较松弛的阶段。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社会稍微有一点点经验的人，用不著在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的景象，也能够知道共产党政权对反抗它的人从来就没有客气过。因此恐怕需要擦亮眼睛的只有柴玲这样的人的眼睛。
思想上的空虚导致政治上的缺乏明确目标，而为了掩盖政治上的无所适从，许多学生领袖便更倾向於不顾后果而采取激进的策略，不断地制造戏剧性事件，不断地将所有解决问题的建议──无论是来自哪一方──都斥责为阴谋。或者说，一些人由於没有策略才采取了激进策略，因为拿不出办法来所以才拿出了最不妥协的办法。而最终，运动的没有出路则成了某些人保持自己领袖地位的唯一出路，使得他们对八九民运的悲剧负有不容推卸的个人责任。
如今，天安门运动过去六周年了，而当年那些总是以“年轻的孩子”自居的学生领袖们也有不少人接近而立之年，再拿出一副孩子样来撒娇犯嗲，大概也不是那么有趣了。是不是他们应该趁这个讨论的机会，重新来回顾他们自己做过的事情呢？但愿他们能够如此。
这篇文章，是写给那些还愿意反省一下自己、检讨一下八九年运动的得失的人们看的。如果有人嫌这里面缺少了溢美之辞，不够那么“一分为二”，尽管可以去读别的东西。要是有人又嗅出了什么“反民运”的味道，想方设法去调查我的家庭出身和个人历史，则请自便。本人工作太忙，恕不奉陪。
原载《北京之春》1995年7月号
【附录二】～～～～～～～～～～～～～～～
为了忘却的纪念
马兰
一
“六四”过去六年了，六年前震惊於中共撕下最後一层面具大打出手且朝着学生们鲜花般的人生。长歌当哭，痛定思痛之後仍然是痛。如今更惊骇悲哀於某些海外知识分子、学者文人阴险的流言和“妙论”。尽管时常深感对中国的事无话可说。前日阅毕龚小夏的“关於天安门运动的三言两语”(《北京之春》七月号)，我知道我必须说点什么，虽然“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历史在捉弄死不了也活不好的中国人。
二
龚小夏女士自称“研究的是社会学而非病理学”。她判定柴玲的精神崩溃而且还相当明显，根据何在？假如我们相信柴玲“语无伦次，精神崩溃”了才说出了六年後让“精英们”义愤填膺的话，那么一个作录音时有精神问题的人，她的讲话是不是可以用来作为指责她的证据呢？
龚文自述，深谙中共建政史，知道党和政府从来没有对反对者即使是善意的反对者客气过，不知龚女士当初为何不道出其中的玄机，向学生们发出警告：政府一定要开枪的，不开枪就不是中共的政府了，戒严部队就是用来对付学生和市民的。
如今她竟说，学生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这仿佛承认了对学生应该开枪，天安门广场原是刑场、枪林弹雨的所在。学生领袖本没有和李鹏等人心心相印，也未曾暗中沟通，怎么能料到真是用上了正规的野战军明目张胆以机枪以坦克冲进广场对付徒手绝食後身体虚弱的同学呢？这样的凶残，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想像不到的。
龚女士，恐怕“六四”擦亮的不只是“柴玲的眼睛”吧，它擦亮千万善良中国人的眼睛，破灭了对中共政权还有一线希望的学生包括不少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坦率地说，中国知识分子建国四十多年有未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党，右派五十万是好心对党提建议说反党真冤了他们。这次天安门的学生民主运动，一开始还是学生为民请愿模式，希望政府进行政治改革，不过，中共的无能和残忍置学生的生命於不顾、视民意为草芥暴露无疑後，中国人第一次理直气壮作反党份子，以独立的人格要和共产党谈谈，不只是在他的引导下提提建议而已，或者像四五运动要邓小平上台就完事了。
近代中国大事件往往是青年学生走向街头，走向天安门(广场真是惹祸的地方)。学生们选择了时代或者时代选择了学生，以最富有热情和理想色彩的学生为主体诉求，中国人似乎没有别的选择，再次上演了以牺牲性命而告终的街头悲剧。人类的前行难免以血尤其是青年的血为代价，每念於此不能不为之悲哀陷入困惑，生命无疑是最可珍视的，而强权无疑又是强权，即是强权便使有公正心的人难以忍受，忍无可忍之时就挺身而出了。
龚小夏女士对“天安门”所唱的歌也有独特的反思角度，所幸她笔下留情没批判学生们的穿着以及走路的姿态什么的。恕我浅薄，中国民运几十年并未诞生一首专为民运所写的歌，而“血染的风采”尽管是为老山前线的战士所唱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但它曲调高亢又抒情非常适合全唱，借歌表达不惜牺牲自我，为国捐躯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歌可泣的英雄主义血脉。“假如我倒下，不再醒来，共和国的旗子上有我血染的风采”。天安门学生所唱的歌当然不只这一首，只是这首歌使用的频率最高，最能配合当时的气氛环境，说良心话嘛，能供学生们选的歌实在太少，难道让学生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吗？龚女士如还对歌念念不忘耿耿於怀，认为不足表现中国学生的心声，不妨自己动手谱上一曲，让我们大家今後有机可唱，唱出四面民运之歌。
龚女士还对学生递交请愿书时的身体语言有反省并得出封建的结论。此语好耳熟，此语出自六年前一中共官员之口，我不诧异，轮到龚女士旧话重提了。
人有膝盖，可以用来下跪，或为献媚或为极虔诚的请求，这不是什么封建不封建，臣子不臣子的关系，顺便说一句，求婚时不少男士也下跪以表心意。学生们是向人民大会堂的国徽下跪，学生们是在恳请政府。这不是我们选择的政府，否则何必求你呢，我们下回不选你就得了。先辈们还没革出来一个可以选举的政府，我们开始能做的只有求，不惜跪下求。
我总是固执地想，参与了这场运动的同胞应该比没有机会身临其境地投入或是当初远在海外的看客有更多的发言权。事後诸葛亮般在那指手划脚，一个劲要学生反省，自己倒无须反省，(如反省也是龚女士这种堪称奇异的角度)。无事可省啊。这样行为既轻松又显示教师爷的智慧。中国的事说来寒心，不干事的总说干事的这不对头那不好，不是不可以说说，只是深感站着说话不腰痛且说客们缺乏设身处地的善意。学生领袖和学生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忍受着饥饿，头顶炎炎烈日行走於街上绝食在广场，他们的理性他们的热情他们的牺牲精神他们向着权威权势迸发出本世纪最嘹亮的呐喊。这实在是最难为的。尤其是在世故、圆滑、疯狂追求金钱成为时尚的今日。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可官倒横行、新闻不张、物价风涨、教育滑坡，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能随适民心，与民同心，感动出一点天良人性何至於将他们杀戮，中国真是特别的国家，请愿也能将人请死，想着就气馁哀伤。倘如真要推论学生领袖的错误，我看是学生将“君子之心度了小人之腹”，把对手看得太善良了。
四
龚女士听不惯学生自称“年轻的孩子”，他们确实是年轻的孩子，比起党龄几十年自诩从事民运十几年长辈或兄长，他们就是年轻。我尚能听“姑且有吧”而立之年学生的撒娇犯嗲这总比正值壮年或曰不惑之年的女士撒野撒泼可爱几分。
八月份，世界妇女大会将在北京召开。我一向幼稚地认为政治是男人的嗜好，这世上的权利的财富也在男人的手中，人类的另一半女性的声音何等地微弱，她们的行为方式、出事原则对政治的看法在女性并不被充分尊重的今天，从天安门走出了二十二岁的青年女总指挥具有特别的意义。一位“六四”当晚在现场的朋友曾对我说，柴玲临危不惧的勇毅以及理性，可谓巾帼不让须眉。她一直在呼请同学们放下手中不是武器的器，她坚守到了最後一刻。柴玲毕竟年轻，且为女性，攻击柴玲的龚女士和要政府判柴玲重罪戴晴也是女性。这倒有那么几分有趣，她们仿佛对柴玲本人有股莫名的怨气从一年多前在哥大听戴晴在发高论说，柴玲违反交通法，她不同意撤销对柴玲的通缉令，已经让我目瞪口呆。而龚女士再接再励称柴玲要对流血负责，所谓的精英竟如此……，罢了，柴玲她哪知道她的每一句话都将用作日後攻击她的证据，她也许可以说的含蓄些把握说话的分寸技巧，像个职业政客那样滴水不漏地演讲。可惜年轻的柴玲太年轻了，她决想不到有人是有非人的心肝的。
是政府杀了赤手空拳和平请愿的学生，学生是受害者。受审的是杀人的中共政权。某几位复杂的聪明人且将这最简单的事实含混了，开始按捺不住兴奋地议论谁说撤谁又反对谁与谁说过或做过经不起职业说客挑剔的事。然而此种细节都无损“六四”这场以学生为主导为民请命发展到全民的民主运动辉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五
大概系龚女士先知先觉，早搞清了中共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六年後的今天才大义凛然透个信且还是没说个明白究竟是何关系。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不那么相信救星的说法了，但还愿意相信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有意见理当向政府提，父母官嘛。我们不能超越时代，我们是时代里的人，我们随着时代走下去。我们不是天生就长反骨，天生就怀疑了中共的合法性。学生出於一片爱国之心，学生交织着对政府的希望和为民请愿的学生角色。刚开始并没清醒认识到在搞政治，还没有篡党夺权的抱负，是以学生的身份传达民意请求政府开言路，搞政治改革，清除官倒等等。直到把学生说成动乱直到戒严，大军兵临城下，面对政府无情无能，才逐渐明白这个政府不可靠不值得依赖了，这政府要把学生当成敌人，他们在与学生和北京市民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不要说单纯的学生，那些深经共产党洗脑的老一辈知识分子谁又能明确指出中共是我们的敌人还是可以改造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
可我还记得吾尔开希在对话时管李鹏叫了声李老师，没有称他官职。龚女士，这里有个时间先後顺序问题。在李鹏没宣布戒严，还没公然倒行逆施，曾叫过他几声总理便被你指责是思想空虚的表现了那你的思想是否过份丰富？龚女士的思想倒是够丰富，以至於挖苦说，“国家是我们的国家”成为绝食口号是贻笑天下的事。是的，国家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有责任关心。照我看来，“六四”的学生们文革时刚出生一、二年，龚女士可正当年呀，她更能从语录中嗅出别样的味道。其实时代的烙印，我们的文化背景，这不是我们所能选择或者逃避的了的。
龚文指责思想空虚的另一表现是学生领袖缺乏明确的目标。好在我工作不忙，学业也不紧且不搬家即使搬家不过一、二天功夫，愿给龚女士做个提示。五四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示威请愿，继续四月二十二日静坐，他们提出七项要求：“一、公正评价胡耀邦的功绩。二、公开否定“反对精神污染”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这些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们平反。三、公布中共领导及家属子女的年薪、财产。四、新闻自由，开放报禁。五、改善知识分子地位待遇、增加教育经费。六、修改北京市关於游行示威的“十条意见”。七、如实报导学生请愿运动的真相。
五月十八日，中共“总理”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学生代表。学生提出了两项要求：肯定学生运动的意义；举行公开、平等、直接、真诚的对话。
龚女士当然自认是成人了，熟透了。情不自禁要讥嘲学生——“年轻的孩子”一再呼吁“祖国”和“人民”来“救救你们的孩子”。龚女士想必能见死不救，脸不改色心不跳的，龚女士还厌烦危难中的学生呼救，人竟能如此没心、如此下作吗？这真是奇异的世界，奇异的女士。那几日是何等让所有正直善良的国人忧心如焚的日子，不论是知识分子，平民百姓还是老师、家长都在为学生呼吁，整个社会在呼吁，在恳求政府出面尽快和学生对话。
龚女士还是有廉耻的，她用“大约”二字攻击白梦先生的写作生涯，据我记忆，龚女士成人的那个时代，向组织打小报告是最为流行最为时髦的。不巧的是白先生这次是在公开发行的杂志上谈论自己的观点，这怎么能说是打小报告呢？如有违事实，龚女士理应澄清以示自重。
六
革命这个词自从引进现代汉语之後，几乎主宰中国一个世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民国孙总统的预言飘荡在神州革命仿佛真的就不能成功了。然而希望是属於未来的而未来我又是可以期待的。
“六四”的意义也许我们今天还不能深刻认识，才过去仅仅六年，这需要时间历史的意义将随着历史的推进慢慢浮出呈现在我们面前。五四竟是现代史的开端，新文化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西安事变发生时有谁料到成为中共日後坐大的契机——这种历史意义呢？
俗话说，抽刀断水水更流，中共以暴力压制了沸腾的民意，大陆藏着的这锅开水又将给中国的未来以何等深远的影响，我们等待着历史本身的启迪。“哀莫过於心死”，倘诺要寻这次运动的意义，中国人的心没死，中国青年的血是热的，意义至少在此罢。
“青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属於他们的。”鄙人在此引用了毛语录大概又犯龚女士的禁了。
为中国的未来祝福，为中国的青年祝福！
好好地活着，天安门的孩子。
【附录三】～～～～～～～～～～～～～
当年我亲耳在VOA里听到柴铃这么说∶“广场上已经血流成河了，都淹到我得脚踝那里了”。这个不是精神崩溃，那是什么呢？
送交者: jetdog 2004年3月05日13:01:46 于 [天下论坛]http://www.creaders.org
回 答: zt马兰:为了忘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