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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领袖危机 伯恩斯/著

送交者: 陈夕林2004/02/23 0:59:58 [转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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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



James MacGregor Burns



 



献 给 爱 妻 钟


 



……一片草原……筑巢的生物



逃过了收割人高举的镰刀;



开花的丛草铺满



原野,将被高空中的太阳集拢晒干。


 



摘自《高空的收割》



 



  一位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为其背信弃义涂脂抹粉,关于这一点,我能够提出近代无数的实例为证,它们表明:那些深知怎样做狐狸的人却获得最大的成功。但是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是那样地单纯,并且那样地受着当前的需要所支配,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们。



马基雅维里



  总统这个职位是……内心充满自信的领袖的杰出舞台。在国家生活的历史观念的形成的各个时期,我们所有伟大的总统必定是那个时代思想的领导者……总统的职能就是:善于把握好的机会并适应各种新的条件,不断地引导我们服从于人类统一的意志。如果没有领袖的先见之明,我们都将面临困境和迷失方向。



富兰克林.D 
罗斯福



  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我们必须密切关心群众的疾苦,从土地、劳力,到柴、米、油、盐等问题。……我们必须从这些具体的事情中帮助他们了解我们所提出的最高任务……这就是领导艺术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


 



序言:领袖危机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对极具感召力和创造力的领袖的渴求。我们当中许多人小时候曾置身于一个大人物辈出的时代——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肖伯纳和斯特拉文斯基,毛泽东和甘地,丘吉尔和罗斯福,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些大人物大都在本世纪中期相继作古;有几位则抱病残喘,同时几位新人——戴高乐、尼赫鲁,或许还包括肯尼迪和金日成——又进入了领袖的万神殿。正是这些大人物曾一度跨越我们文化、才智和政治的限度。我们,世界各地的追随者,或热爱他们,或憎恶他们;或追随其后,或与他们斗争;或为他们而死,或杀死他们中一些人。总之,我们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


  本世纪最后的25年里,我们对领袖生与死的关心已让位于对他们的个人崇拜,以及对这些名人的赞叹。我们关注着领袖们的私生活,好像他们的睡眠习惯、饮食偏好、性生活、爱犬和个人喜好都具有了深刻的意义。所有杂志都致力于介绍“人民”的琐事,就连严肃报纸也开始在新闻故事报道进入正题前先讲某个人的轶事或观点。在红场和天安门广场,拥挤的人群在进行游行,他们高举着那些并不是巨人的人们的巨幅画像。个人崇拜——既崇拜英雄也崇拜魔鬼——正风靡于东方和西方世界。



  今天所说的领袖危机是指如此众多的当权者,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表现得平庸无能、毫无责任感,迫切需要领袖人物的脱颖而出。而这种平庸的表象下面掩盖的是才智的根本危机。如果说我们对自己的领导已经了解得太多了,那么对于领导能力的了解却还远远不够。我们并没有抓住当今时代“领导能力”的实质,
 

因而无法认同一个统一的标准对其进行评论、充实和辩驳。领导能力难道仅仅是文化或政治上的创新吗
?它的实质难道就是鼓舞和动员起追随者?制定目标和实现目标吗?领导人难道就是道德准则的诠释者、各种需求的满足者吗?如果领导人需要追随者,谁领导谁?走向何方?为什么这样?领导人怎样才能领导追随者而又不会完全被其牵着鼻子走?领导能力堪称当今世界最令人瞩目而又最令人费解的现象。


  以前并非总是这样。至少在2000年前,大思想家就在试图解开权力行使者与权力承受者关系这一棘手的问题。早在现代社会学出现之前,柏拉图就曾分析过一些伟大的哲学家及其对统治者成长、对社会和经济体制以及追随者响应的影响:早在今天呼唤道德领袖和“英雄形象”之前,儒家思想家们就已经在道德课中举例讲解领导能力这个概念,早在甘地之前,基督教派的思想家就已开始倡导非暴力;早在现代传记出现之前,普路特阿克就以流畅优美的文笔记述了许多罗马和希腊统治者以及大雄辩家们的生活,他还强调说,哲学家“尤其应该与当权者交识”,并探讨诸如“老人是不是还应该染指公共事务”的问题。莎士比亚正是借助于这位传记作家,才写成了自己的《安东尼与克利欧佩特拉》。



  古典和中世纪时期的文学作品曾大量反映过统治者的生活,之后——原因有待探讨——人们对统治者和领袖的研究进入了困难时期。领袖作为一个概念被分解得支离破碎。最近的一项统计表明,仅这一个词就有
130种定义。一方面是有关领导人生活的材料严重过剩,另一方面是有关领导能力问题的理论研究严重匮乏。世界著名的纽约公立图书馆有成千上万份介绍政界领导人的传记、专著和报刊剪辑,但是,有关“政治领袖”一栏却只有一条目录(讲的是40年前一无名小卒)



  简言之,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没有培养领袖的学校。如果我们没有评价过去、现在和未来领导人的标准会怎样呢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哲学标准,没有理论和经验上的积淀,没有起指导作用的概念,并且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实践经验,我们就失去了了解和认识领袖这一存在于艺术、学术、科学、政治、各行各业,以及战争等牵涉和影响我们生活各个领域现象的基础。离开这些标准和认识,我们就无从区别领导人的类型,就不能将领袖从统治者、权力行使者及暴君中区分开来。希特勒自称——别人也这么称呼他——元首,他的荒诞离奇的“元首论”被作为领袖的教义而郑重研讨。然而,一旦他窃取大权并大肆镇压反对派时,他就不再是领袖,而变成了一个暴君。领袖和暴君是根本对立的两个概念。



  虽然没有培养领袖的学校,但是,我们拥有丰富多样的成立这样一所学校的条件。资料、分析和理论的大量蓄积已经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进展。有关领袖的核心定义至今尚末出现,这部分是由于学者们的研究都仅限于这样那样的片面,而且相互孤立,不成体系。但是,我相信,过去十几年积累下的丰富的研究、分析和经验资料,将使我们今天的探索取得突破性进展。人们在人类心理学方面进行的至关重要的研究工作,终于使我们今天能够在更大的文化和时间跨度上探讨领袖问题。这就是本书的中心意旨。



  前人在研究领袖问题中的一个最大误区,就是把领袖文化和追随者文化割裂开来。前者论述的是历史上的名人和统帅人物,而且大都依据传记的记载,并且往往有一个很不妥当的重要前提,即荣耀代表着地位显赫。后者论述的是大众,是群众,是选民,是人民,这种研究通常依据社会调查和大选,而且它也有前提,即坚信至少从长期来看领导人是追随者的代表。领袖论常无意识地认为领袖就是精英,他们是没有地位、没有权力的广大民众烘托下的英雄人物。追随者论则是一种平民理论或反精英理论,这种理论在与保守政客、军事官员、僧侣统治者及商人的小圈子的关联中,发觉和领悟群众,甚至在民主国度里也是这样。我认为,“领导”一词已不再是精英和大众之间的问题了,而是在不同程度上关于社会中每一个人利益的行为结构。只是那些漠然呆板、孤僻厌世以及毫无行使个人权利能力的人才可以超然于外。



  应该肯定的是,现在已经到了将两种说法合二为一的时候,到了在概念上将领导者和群众统一起来,并把对领袖科学的研究从一般的轶事叙述与歌功颂德的窠臼中提升出来.将其直接置于人类发展和政治行为结构和过程之中的时候了。我希望表明以下观点:人们应将领导的过程看作是部分地展示冲突与强权的原动力;如果不与集体目的相联系,领导将一事无成,领袖的作用并非由报纸剪辑,而是由社会的实际变化来判定的,后者又是以动机及对人们的需求和渴望的满足为尺度来加以衡量的,政治型领袖还需仰赖下述长期的政治锁链——生物与社会演变进程,政治机遇与过失交替结构上的相互作用,道德呼唤与获得认可的必要权力行使的相互影响。最后,我还想表明的是,在将这些有关政治型领袖的概念置于一种历史解释理论的中心时,我们将再度确认人类意志至上以及在对人们行为的判别上存在共同标准等可能性。



  我在阐述领袖的概念时将它与纯粹的权力掌握区分开来,也将它与野蛮行使权力的概念对立起来。我将认证两类基本的领袖概念:交易型和变革型。大多数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是交易型的——领袖接近群众是着眼于物物交换:以工作换选票,或以其他形式的补偿来报答竞选中的资助。这类行为构成了领袖与群众关系的主干,其在各团体、立法机构和政党中尤为突出。比较复杂的是变革型领袖,他们更胜一筹。变革型领袖也看到并利用每个潜在的追随者的需要和要求,但又不止于此。变革型领袖还进一步发掘追随者潜在的动机,试图满足更高的需求,追求将每个群众全身心地占有。变革型领袖的结果是确立一种相互激发和提升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使群众变成领袖,也可能把领袖转化成充满道德感的人。



  这后一个概念,即道德型领袖,是最令我关注的。我使用这个词,首先意在说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存在一种并非仅仅是权力,还有相互需求、相互渴望和相互评价的关系;其次,追随者对领导者的回应包括对可选择的领导人具有足够的了解,对可选择的施政措施有充分认识,并且拥有对这些选择对象进行选择的能力;第三,领袖们对承诺担当起兑现的责任——如果他们允诺进行某些经济、社会和政治改进,他们就在获得领导权时实现了这些变革。道德型领袖不仅是祈祷,或口念虔诚之词,或信守社会大同的道义。道德型领袖来自于,又总是最终回归于群众的根本需要、愿望及其评价。我指的是这类领袖能够创造满足追随者美好要求的社会变革。我指的更多的是“金律”而非“十诫”。但是即便“金律”也不够确切,因为它单单是以我们自身的愿望和需求来衡量他人。



  简而言之,我提倡从惯常的“实际”问题转向最确切的理论和道德问题。设想一下,领袖既然并非“天生的”或“为人所造”,那么我们就得寻求能够对领袖现象作出解释的人的本源和社会化模式。运用强调动机、价值和目标结构变化的那些概念,我们可以辨明领袖的突出作用和素质。我们将注意到领袖与群众相互交织的实质,注意到在最高领导中心之外分布于社会大多数阶层的第二、第三,甚至更低的领导圈,从而确认“大领袖”的作用,正是他们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历史的进程。因为我们始终在寻找领袖的道德根基,我们将只把领袖们的那些最终以某种方式推动人类潜能释放的行为视作真正的合法,而目前这些潜力囿于人们对需求的认识不一以及期望的冲突而未能奔泄而出。


  技巧和天资还起作用吗?我们能把领袖与纯粹的权力行使者区别开来吗?有这样的动力,它们能够使领袖根据普遍的、没有文化局限的需要和价值观作出行动,然后又使领袖们能展现自身的道德判断力和领袖风采,我们能够辨别这些动力吗?我们能够跨越政治形态和时间界限来探讨这些问题吗?我们能够因此将这些有关政治领袖的概念应用于社会变革与历史成因的更广泛的理论中去吗?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些,我们就可以指望能形成一种有关政治领袖的总体理论。同时,当我们从道德和求本溯源的问题回到对实际领导方式的审视时,我们或许发现,如果我们能够形成这个理论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比健全的理论更有实际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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