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 （中）

新亭

四、绝对权力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不受制约的权力将导致什么？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文中写道：“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英国教授阿克顿勋爵也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阿克顿这前半句中的权力只是腐败的必要条件，后半句中的绝对的权力才是充分条件。因为不是所有权力都会导致腐败，只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即绝对的权力，才会而且必然导致腐败，而腐败则必然是绝对的腐败。

腐败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包括经济上的腐败，政治上的腐败，以及法律吏治的腐败，等等。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的几十年，中国都处于同一个专制政党的绝对权力控制之下。改革开放前，经济上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企图逾越资本主义阶段来发展社会主义，资本销声匿迹了，却终因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几十年惨淡经营加瞎指挥，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虽然，在那个时代私有制主体被消灭，没有发生现在这样普遍的严重腐败现象，但一方面，统治阶级客观存在着，他们控制着国家的政权、财富和文化，享受着一切特权，而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非常匮乏；另一方面，历次殃及全国的残酷的政治运动和荒唐的经济运动，使无数无辜的中国人遭受迫害、折磨，甚至失去了生命、家破人亡。

中国作家曹长青在《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共建党80年杀人记录》（2001年）中记述，在1950－1955年间，因“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被杀人数“起码在中共党史研究室报告提到的（合计）90万零2千人，到罗瑞卿估算的400万之间，或更多”；50年代初期，中国有2千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50年代中期的反右运动中，“被迫害的人多达200余万，而且几乎全部是知识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仅有500多万知识分子的比例来算，当时有40%的知识份子被迫害，致死人数达0.5%”。

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在所谓“大跃进”期间，“中国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人口急剧下降……越来越多的内部资料和海外研究证实，这是一场‘人祸’，是政策错误导致，而且死亡数字相当惊人……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估算，‘当时饿死的人数在4千3百万到4千6百万之间’”。“据金辉在上海大学文学院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中的数字：‘1959到1961年之间，全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在4千零40万至4千3百19万之间。’”

1966至1980年，“据黎安友所著《中国的民主》中的数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300万干部被定错，30万被定罪（多数定为反革命）；该书引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所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在中共官方报告的（合计）210万人到陈汉生估算的400万人之间。”

海内外各种研究报告估计，在现执政党上台后的50多年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千5百万至8千万，其中至少2千7百万人死于“饥荒”，1千8百万人死于“无产阶级专政”。这几千万曾经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绝对权力的统治和镇压下成为冤魂。

实行改革开放后，虽然不再搞全国性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但伴随着权力集团内部的斗争，政治风浪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政治异见者的压制和镇压丝毫也没有松动。“反精神污染”、“反和平演变”、“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咒语，成为掌权者悬于思想解放运动头上的达利克摩斯之剑。1989年，更是动用数十万军队在首都北京血腥镇压了以爱国学生为主体的的民主运动，酿成举世震惊的“6•4”惨案。到底有多少人丧生，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公布。曹长青在上述文章中引用的美国和前苏联等国的数据为3千多人。“6•4”事件之后这十多年间到底又有多少人被处决，包括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成员和异议人士等，没有总的数字。近年来，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迟迟不动越来越不满，对自由表达言论等政治权利的诉求普遍提高；另一方面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通讯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和普及，社会成员间信息传送量高速增长，极大地促进了各种思想、理论和文化观念的传播和交流，专制权力对此也就越是害怕，对公民言论的钳制也愈加严密，因言获罪（罗织罪名）的案例也越来越多，著名的就有近期的新青年四君子案，刘荻案，孙大午案，郑恩宠案，杜导斌案等等。中国的人权状况非但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进步，反而不断倒退。

与此同时，随着资本逐步获得自由发展，不受制约的权力也随之进入市场经济，导致社会的严重不公平，贫富悬殊。掌握着权力的人渴望增加财富，而拥有财富的人则渴望得到权力，于是产生了权力商品化、资本化。这就如打开了潘多拉之匣，一切丑陋和罪恶都随着绝对权力参与下的市场经济而出现了，制造出的人间灾难比之改革开放前丝毫也不逊色。许多过去已绝迹的丑恶的社会现象又沉渣泛起，许多过去闻所未闻的罪恶亦大行其道；而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往往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抢掠性的开发，毁坏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自然灾害次数越来越频繁、程度越来越严重和范围越来越扩大（参阅郑义《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中国独立作家笔会，http://www.boxun.com/hero/zhengyi/22_1.shtml）；而近年来，野蛮拆迁草芥人命的恶性事件更是经常充斥报端，无权无势、低收入的社会群体，特别是9亿农民，他们的生活处境越来越悲惨（参阅陈桂棣和春桃近期合著发表的《中国农民调查》，新浪，http://finance.sina.com.cn/g/20040121/1010610038.shtml）。当一些人津津乐道20多年经济改革开放的成就时，中国已经进入一种让任何关注国家和民族前途的人们不能不为之忧心如焚的境地。限于篇幅和手头资料来源，我仅能罗列出有限的一些当前社会腐败和不公的现象，籍此唤起更多的国人来共同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和未来。

关乎社会各个成员的切身利益、倍受人们关注的问题，是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和社会不公问题。杨继绳指出，“社会变革的收益分享应考虑的因素有四个：对旧体制的历史责任，对新体制建设的贡献，对改革成本的分担，对改革风险的分担。也就是说，对旧体制的历史责任大、对改革成本承担较小和对改革风险承担小的社会阶层，应获得较少的改革收益；对旧体制历史责任较小、对改革成本付出较大、承担改革风险最大的阶层，应获得较大的改革收益。”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扭曲的：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2000年）

现实中国社会的收入差异和财富两极分化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世界银行资料（《共享增长的收入：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1998年）透露：80年代中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88，到了90年代上升了一个百分点，达到了0.388，其中1998年为0.403，仅次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0.470和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0.493，远高于高收入国家，也高于东欧、东亚以及南亚国家。这些数据由于没有反映中国高收入阶层在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实际收入，因此是一个低估了的数值。按照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1991年为0.282，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十年上升1.62倍。鉴于在中国有大量个人财富是隐形的，不被外人所知，实际情况很可能比官方公布的还要严重。90年代中期官方数据没有找到，但据《世界发展报告》（1998年）计算，199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15,也就是说，大约10年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就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不少学者如何清涟、桑百川等人认为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

网络作者“五岳三山”撰文指出：“2002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研究室向政治局提交的一个内部文件透露，占全民人口0.1% 的131万中共县团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70%。如果算上县团级以下党员干部，说占全民人口0.2% 的中共干部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80%，该不算离谱。这个比例还在快速增加。不出三年，很可能占全民人口0.2%的中共干部及其家属占有财富达到95%，其余98%人口占有财富仅仅5%。截至2003年6月全国个人外汇存款的872亿美元中，中共干部及其家属占700亿美元以上。2000年，8亿4千万农村人口拥有、占有全民财富的9.5%还不到，比1997年的16%少了近一半，照此推算，2003年农村人口占有的财富应该不过全国人口财富的5%。”（《中国已沦为“封建法西斯官僚资本主义”国家》，2003年）

巨额财富是如何集中到这少数人手中的呢？杨继绳在他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中说：“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要伴随着财富的大量流动。财富的流动有两种前途：一是社会化，一是私有化。社会化相对国有化而言，高度集中在国家的财产所有权向社会分散，而经营权相对集中。私有化是对公有化而言，它是指个人（或家族）占用并支配财富……财富也可能集中到个人（或家族）手中。向哪些个人集中？这就看谁占有集中财富的优势。在原有权力体系内的人就比体系外的人更有优势；社会地位高的人就比社会地位低的人更有优势；在国家财富向非国家主体转移时，当时谁实际掌握这部分国有资产，谁就有优势。说得通俗一点，‘大锅饭’的掌勺者和与‘掌勺者’有特殊关系的人更有优势……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如果缺乏强有力的社会制衡，财富就会依照现有的权力体系，向某些‘掌勺者’和与‘掌勺者’有特殊关系的人集中，这就是真正的私有化。”

早在1992年，杨继绳就曾大声疾呼：“搞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都能进入市场的。权力就绝对不能进入交换领域。权力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当公正地对各种利益主体进行管理、监督、协调，不能参与到利益个体之中。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合法性和管理能力，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权力不能进入市场》，1992年）他还指出，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已令人担忧地由政治权力推动演变为由财富力量推动(《对当前改革形势的思考》，2003)。社会强势群体推动的改革，实际上是财富正在和不受制约的权力逐渐一体化，利益集团既控制着绝对的权力，又掌握着大量的财富，致使贫富更为悬殊。

中国社会中权力和财富结合的状态和趋势，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很明显。社会交往的基本规律是，社会地位相近的人们之间存在着更多的交往，但在中国出现了不同群体的人交往密切的现象，杨继绳称之为越位的社会交往。中国人民大学的李路路教授在《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家》（《社会学研究》，1995年）中公布了其对私有企业主的社会关系调查的结果，发现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中，有 44.1％是私有企业主的亲戚，53.9％是私有企业主的朋友；个体户中，却只有33.0％的人是私有企业主的亲戚，18.2％的人是私有企业主的朋友；而城镇普通员工中只有分别11.9％和13.6%是私有企业主的亲戚和朋友，农民中就更少，只有分别5.1％和8.1％的人是私有企业主的亲戚和朋友。

“不患贫，而患不均”。绝对权力导致腐败和社会不公，进而导致严重的社会不稳定。“来自公安部的消息，今年以来，城镇发生的爆炸案件，平均每日十五宗，伤亡四十多人，多属个人行为，非政治性，大多称：受到社会不公正待遇，对生存前途绝望，对社会制度表达抗议。 游行集会活动事件城市每天发生一百二十至二百十五件。农村每天发生九十至一百六十件。又， 据统计，全国平均每两分钟就有一人死于自杀八人自杀未遂。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生活困苦，几亿农民头上的苛捐杂税远超过国民党时代，村官乡官的欺压盘剥远超过国民党时代的地主恶霸土匪。”“权不在民，利益严重受损的工农大众无处申冤，只能自发地上访、示威、请愿求取公道，可是连上访、示威、请愿的权利也被剥夺，纷纷被逮捕关押，走投无路，被迫采取个体的极端行动，自杀，自焚，杀人，爆炸事件急剧增加。根子在独裁体制。”“据报道，七个省铁路线上仅仅统计最近两个月发生大规模洗劫货运火车的恶性事件就有87宗，每次少则几百人多达几千上万人参与，一次出动运输车辆多达几百辆，唱着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小调，齐声高唱毛泽东《造反有理》的语录歌，把一列列货运火车洗劫一空。造成损失近20亿。”（五岳三山，《经济、金融、社会濒临崩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2003年）

与此同时，腐败愈演愈烈，涉及的官员层级越来越高，人数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金额也越来越大。“2003年12月29日，中纪委、中组部和中央政法委向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提交一份报告披露：至12月27日止，2003年党政部门、公安、司法机关、国家事业部门干部，涉嫌犯罪立案12140件；涉嫌犯罪人数13255人，已被检察部门立案起诉。其中，县处级干部，5471人：区局级干部，1058人；地厅级干部，202人：省部级干部24四人。”“ 已立案的12140件案子中，涉及钱财在一百万元以上的案子，有9210件：一千万元以上的案子，230多件：一亿元或以上的案子，有21件。”（罗冰，《二○○三年中国官场腐败记录》，2004年）

为了躲避法律制裁，搜刮攫取了人民大量血汗钱的贪官污吏纷纷外逃。“自1997年至2002年，六年来贪官携款外逃和失踪约14500人，外逃资金超过三万亿。仅仅据官方不完全统计有：1997年$364.74亿美元，1998年$386.37亿美元，1999年 $238.31亿美元, 2000年$480亿美元, 2001年$540亿美元, 2002年1月至6月份半年中 $305亿美元，全年超过$700亿美元，2003年现在尚无法统计，但据报在三月底四月初萨斯疫病肆虐期间，仅二十天的时间里，中国外逃资金就达二百亿美元！从以上数据可以推算2003年外逃资金可能超过$1200亿美元，2003年以$1200亿美元计算，自1997至2003年的7年中外逃资金至少为$4000亿美元，合人民币3万3千亿元。”（五岳三山，《经济、金融、社会濒临崩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2003年）

贪官污吏凭借手中权力，疯狂攫取国家和人民财富，致使国家金融面临破产，国有资产流失惨重。“按官方缩水的数据，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25.37％即22898亿元，外间估计坏帐至少40% 即36100亿元，加上剥离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坏账15688亿，及2002年国债余额25600亿。各地政府搞欠债繁荣，银行贷款不够就集资，集资不够就挪用教师工资、棉花和粮食收购款，积累庞大地方债务达6万亿，银行坏帐和负债总共至少为5万亿。老百姓和外资存款为10万亿。那就是说银行储蓄一半已经化为乌有了。”“十三年前，中国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这四大国家银行共持有自有资金大约13万亿元人民币，但在这十几年间，有超过10万个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倒闭，银行贷款损失惨重，四大银行的自有资金都几乎全部流失, 在技术上已经资不抵债。”“中国共有国有及非国有企业162885万户。企业资产总额126211亿，负债93271亿，负债率73.9％，净资产32940万亿。经大规模私有化国企资产比例降至全国企业总资产30％，负债率高。国有净资产只剩9882亿。这就是我们的家底。亿万人民50多年来创造的财富流进少数先富者腰包，留下152944亿人民币债务黑洞。”（同上）

这些，仅仅是绝对权力导致的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冰山一角，但触目惊心的数据，已经使我出离了愤怒。当腐败之风遍及社会每个角落，甚至包括一向被人们视为清高神圣之殿堂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民族的希望又在哪里？

诚然，专制政党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既有顽固坚持反动独裁立场、维护既得利益的势力，也有思想开明、作风民主的力量。执政党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借口下强化其一党专制统治地位的同时，也提出了“三个代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主张，口头上也在谈论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如果不触及制度的根本，不改变现实中国绝对权力的状况，任何漂亮理论的贯彻、任何行政革新的努力，都将与良好的初衷南辕北辙。其结局，不外乎人民再一次失望，执政党的信誉又一次破产，政治危机进一步加剧。当权力作为一种资本进入市场后，强势集团利用手中权力寻求获得个人及其关系密切的人们的最大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由于两极分化严重，中产阶级的成长和公民社会的发育严重受阻；权力的腐败也引发了社会道德的沦丧、致使国民素质低下；同时，不受制约的权力不可能通过公平选举来获得公民授权，也不可能允许独立媒体的存在，因此，绝对的权力才是不断制造社会不稳定的祸源，它绝不可能代表先进文化，不可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也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如果不能动摇权力的绝对地位，一切以执政党的意志取代人民的意志，所维护的就只能是专制政党的统治和强势群体的利益，又谈何“立党为公”，谈何“执政为民”？！

中国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