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胡温体制登台以来，一再摆出亲民姿态，似乎也作了那么几件好事。然而，行小惠而舍大义，无异于杯水车薪。当年郑国子产弃宰相之尊，以其专车搭载老百姓过河，其亲民之举，可谓破天荒了。但孟子却不以为然，评道：“惠而不知为政。”孔子的“言不及义，好行小惠”，也是这个意思。一个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通晓治国大义，勇担历史重任，应是其基本的政治品格。诚然，不同历史时代，会有不同的“义”，但能否感悟到所处时代的“为政”之“义”，能否从根本上把握时代的脉搏和人民的需求，这正是伟大政治家与庸俗政客的一个分水岭。

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其革除之首，便是一党专制。凡承认这一点的，是主张真的政治体制改革，凡反对这一点的，则是主张假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官方和民间的一切政治势力都将在这个标准面前接受检验和取舍。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党专制，旗帜鲜明地促进多元政治，就是中国政治体治改革要解答的课题，就是中国政治体治改革要高举的旗帜。尽管到达终极目标的路可以一步一步地走，尽管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工程应当分阶段去施行。

如果说，五十年前，当中国农民最需要土地的时候，毛泽东投其所好，赢得了那场战争；如果说，二十年前，当全国人民渴望着温饱的时候，邓小平投其所好，夺得了党内权力，那么，在今天，当中国人民期待着富足、平等、正义与尊严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内，在执政集团内部，谁能投其所好人民就会拥护谁，谁搞政治体制改革老百姓就会支持谁，而不管这个人是胡锦涛还是曾庆红。如果今天的中共当权者，最终只能在毛泽东的民粹型或邓小平的权贵型两条封建社会主义的死胡同里摇来摆去，如果他最终只能万变不离中共的一党专制，那么，错过了时代的机遇，历史将只好非常态地到体制外去寻找它的使命执行人了。

“胡温新政”已经随着胡锦涛、温家宝那一次又一次地鞠躬、作揖的“亲民秀”而泡沫化了，可举国上下翘首期盼的政治体制改革却浑然不见踪影。在今日之中国，在这个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同一党专制的上层建筑之尖锐冲突与日俱增的国度内，在这个官僚特权阶级与包括工农商学兵在内所有平民阶级的阶级矛盾已日趋白热化的国度内，不行政改，何来新政？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喊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共的历次党代会还都念念不忘忘不了这个时髦词儿。但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究竟要改什么，中国共产党却至今未找到正确的方向。即使是党内最为开明的胡耀邦、赵紫阳，也莫不如此。自文革结束，大家痛定思痛，都知道那不受制约的一言堂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必须改革。从“法治还是人治”、“党大还是法大”的讨论，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口号的提出；从“党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的豪言壮语，到“党领导我们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退缩修正；从强调“司法独立、独立办案”的法治原则，到“政法委领导一切”的全面复辟……，都在在反映出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左摇右摆和叶公好龙。在胡、赵时代，尽管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毕竟还有那么一丁点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和探讨，但到了江、朱年代，对“政治体制改革”之任何有意义的理论探讨，统统成了动辄得咎的“禁区”、“雷区”，并且在实践上，则是用全面蜕变的行政改革来冒充政治体制改革了。

今天的胡、温，还压根儿没有从那治标不治本的“行政改革”中清醒过来，还压根儿没有从那万变不离其宗的“党天下”的巢臼中解脱出来。如此心态，谈何亲民？如此心态，谈何新政？要知道，在今天的中国，不触及这个业已成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之巨大障碍的一党独裁政治体制，不消解这个与商品经济之多元化社会已水火不相容的一元化集权政治体制，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所谓“当代政治文明”，便统统沦为欺人之谈。

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其革除之首，便是一党专制。凡承认这一点的，是主张真的政治体制改革，凡反对这一点的，则是主张假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官方和民间的一切政治势力都将在这个标准面前接受检验和取舍，如此而已，岂有它哉。可见，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就不是要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相反，它正是要弱化和取消中国共产党那自以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然领导；不是要天真地发问“党大还是法大”，而是要清晰且明确地回答：宪法大过共产党，宪法要管共产党。因此，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党专制，旗帜鲜明地促进多元政治，就是中国政治体治改革要解答的课题，就是中国政治体治改革要高举的旗帜。这面旗帜，中国共产党曾经高高地举起过，并因此赢得过人心、赢得了江山。可是后来，它自己却愈演愈烈地搞起一党专制来，以致于到了今天这种全党上下通体腐败得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其专制与腐败，已远胜于它当年大加讨伐的国民党。由此可见，一党专制，是当代中国腐败之源、黑暗之源、落后之源和动乱之源，它是阻碍我中华民族之政治文明远远落在他人后面的总祸根。

胡温体制登台以来，一再摆出亲民姿态，似乎也作了那么几件好事。然而，行小惠而舍大义，无异于杯水车薪。当年郑国子产弃宰相之尊，以其专车搭载老百姓过河，其亲民之举，可谓破天荒了。但孟子却不以为然，评道：“惠而不知为政。”孔子的“言不及义，好行小惠”，也是这个意思。一个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通晓治国大义，勇担历史重任，应是其基本的品格。诚然，不同历史时代，会有不同的“义”，但能否感悟到所处时代的“为政”之“义”，能否从根本上把握时代的脉搏和人民的需求，这正是伟大政治家与庸俗政客的一个分水岭。在今天，面对日益沸腾的民怨民愤，华夏之大义是什么？中国之出路在哪里？谁是当代政治文明建设的生力军？怎样坚定且谨慎地部署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切，都是任何有心“新政”者所无法回避的。

请回想一下吧，去年，当中国老百姓喊出“胡温新政”时，其心中向往的是什么？当中国年轻学子们呼喊“胡哥挺住”时，其心中期盼的又是什么？可一年过去了，网禁依旧，言禁依旧；官场腐败依旧，冤狱遍地依旧。仅短短一年，人民对新政的热情已骤减，群众对胡温的疑虑则倍增。由此可见，小惠不足以治国，大义才可能安民。在今天的中国，这个“大义”，不是别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政治体制改革。对此，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望梅止渴不行，叶公好龙也不行。如果说，五十年前，当中国农民最需要土地的时候，毛泽东投其所好，赢得了那场战争；如果说，二十年前，当全国人民渴望着温饱的时候，邓小平投其所好，夺得了党内权力，那么，在今天，当中国人民期待着富足、平等、正义与尊严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内，在执政集团内部，谁能投其所好人民就会拥护谁，谁搞政治体制改革老百姓就会支持谁，而不管这个人是胡锦涛还是曾庆红。如果今天的中共当权者，最终只能在毛泽东的民粹型或邓小平的权贵型两条封建社会主义的死胡同里摇来摆去，如果他最终只能万变不离中共的一党专制，那么，错过了时代的机遇，历史将只好非常态地到体制外去寻找它的使命执行人了。

中国共产党近十几年来一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其实，在一个没有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的社会里，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在一个贪官恶吏横行乡里的制度下，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中国共产党近来又大肆鼓吹“党内监督条例”，其实，在一党专制、政权垄断的体制下，任何排他性的权力自我监督，均实属缘木求鱼。从二十年前通过《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若干准则》、到今天再搞什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共是越自我监督越腐败，越自我检查越专制。今天，胡锦涛如若真以为中共当下的全党共同奔腐败仅仅是出于党内监督条例不够缜密，“胡温新政”如若真的到了如此自欺欺人的地步，那么他就真该早早地下岗了。

正像当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有一场思想大解放打头阵一样，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首当其冲正面临着一场思想大解放。这场思想大解放需要突破的理论禁区包括：中国社会目前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是前资本主义的封建专制制度末期，还是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初期；共产党人可能不可能、应当不应当凭借国家的强制力去跨越或取消历史必然性的必经阶段；资本主义的多党民主制度，究竟是属于整个人类的共同文明成果，还是仅仅适用于几个西方民族；将政权合法性建立在“打江山，坐江山”的观念之上，究竟属于哪个时代的政治文明；多元化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究竟该矗立多元化、还是一元化的政治上层建筑；中国共产党可以不可以下野，如果下野了究竟会有助于其再生还是会导致其灭亡；如果中共顽固地拒绝以多元化政治文明为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它将付出多高的成本，将以什么为代价；如何重新认识当年伯恩斯坦、考茨基与列宁之间的争论，究竟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还是第三国际的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全面性失败和社会民主党人在全世界的全面性胜利意味着什么；中国共产党应当不应当、可以不可以将自己改造为社会民主党？……等等、等等。总之，本刊希望中共的党政军学各界的体制内有识之士，都来认认真真地思索一下这一系列问题。不囿于任何定见，不媚从任何权威。为着中国共产党的重生和中华民族的重生，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不惧风险，勇冲禁区。本刊愿借此声明：《中国之路》将尽其所能为中国的思想先行者提供阵地或园地。

在“胡温新政”已日益从老百姓的热望转化为御用学者的佞词的时候，我们更要大声地强调：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一党专制不除，华夏国无宁日！尽管到达终极目标的路可以一步一步地走，尽管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工程应当分阶段去施行。

《中国之路》2004年第1期社论（提前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