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我还与住在波士顿的郭罗基先生通了电话，是代表《中国之路》向他约稿，以组织反击江泽民复辟终身制的“交叉火力网”的事。我们聊了好长的时间，其中也谈到王若水先生。我说，（杂志）第三期的计划是编一期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专辑，我还欠了王若水一篇呢。我这是指的前年他在《北京之春》二月号上回应了我那96年与之商榷的“马克思主义辩”以来，我至今还未及再商榷回去的事。
可是，今天下午却骤然传来王若水先生病逝的噩耗，我已永远地失去与王若水先生再交流的机会了！
昨天，郭罗基先生和我，一个字都没有提起过王若水先生的病情，不象前几次通话，我还曾委托过郭罗基先生代我向病榻前的王若水先生致问候之意。这是因为，在我们心目中，王若水先生的病情在逐步地好转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仅一周前，刘宾雁先生来纽约参加王若望先生的追悼会的前一晚，在入睡我家沙发之前，还特地对我提起过，王若水对他的病情很有信心，他还正准备完成一本书稿呢。我当时就想，什么时候有机会去波士顿拜望拜望他。
可是，今天下午却骤然传来王若水先生病逝的噩耗，我已永远地失去与王若水先生见面的机会了！
我与王若水先生素未谋面，互不相识，可却曾有过一段论战的笔缘。那是1996年初，当时我在布达佩斯，在寄到的《北京之春》1月号上，马克思主义批判被作为该期封面主题，并同时载有王若水先生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郑义先生的“马克思主义清算”两篇长文。应当说，早在我第二次入狱时起，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的反思就一直是我这二十年来时时萦绕脑际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对王若水、郑义先生的文章非常感兴趣，并一口气将它们读完。不过读完之后，却不甚解渴，不甚满足，也不甚满意。于是，我在反复咀嚼了两文之后，利用“冬闲”，足不出户，花了足足约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一篇约4万字的长文“马克思主义辩－－兼与王若水、郑义先生商榷”。此文后来发表在《北春》同年9月号上。郑义先生很快就有回应（可惜我在匈牙利时未能读到，因为我们那里读的是《北春》香港版），可王若水先生的反商榷直到2000年2月才得以拜读。然而此刻我已来美，已很难有在布达佩斯时的那种闲暇时光来认真地写一篇理论切磋文章了。不过我心中却一直有种负债感，我原是打算争取今年五月份来偿还这笔文债的。
可是，今天下午却骤然传来王若水先生病逝的噩耗，我已永远地无法偿还王若水先生这笔文债了。
但从一定意义上说，我认识王若水先生却已有约30多年的历史了。记得文革开始第二年，也就是1967年，当时我虽只有16岁，可却已经是有着3年“农龄”的知“青”了。那时我得以从生产队面房的包装纸堆里，搜罗到一批因破四旧而汇集到那里的文革前的“旧”杂志，其中颇让我感兴趣的，就要数前几年的《哲学研究》了；而在《哲学研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则是后来被称为建国以来三大哲学争论之一的“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大讨论。作为“思维和存在同一性”肯定派主将的王若水，那个时候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不少的文章，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王若水这个名字，就是连同“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大讨论一块儿，从那时起就印入我的脑际的。诚然，那个时候的我，去啃那样的内容，多属似懂非懂、囫囵吞枣，但我现在又不能不承认，正是从王若水他们当年那种你来我往、旁征博引，唇枪舌战、反问诘难的的论战中，我所获得的哲学启蒙，竟然比从艾思奇那一板一眼的哲学教科书中学到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它甚至至今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写作风格。这也是无论在我的商榷文还是王若水先生的反商榷文中，凡一涉及到“思维和存在同一性”这块内容，作为互为“论敌”的我与他，竟然会有着那么多的共鸣的缘由。
可是，今天下午却骤然传来王若水先生病逝的噩耗，我已永远地失去与王若水先生共鸣的机会了！
当我再次读到王若水先生论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文章时，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了。沧海桑田，无论是作为作者的他，还是作为读者的我，都已经几乎不是从前的那个作者和读者了。那时，我刚跨出牢门不久，对这个制度的惊人的黑暗、残酷与虚伪有了切肤之痛，并一直在寻求理论的解答。当我读到王若水，当然还有周杨、陆定一等，的理论文章时，就一下敏感到，中共党内已经有一批大彻大悟者了。可是，邓小平不容他们，那个制度不容他们。在真正的、彻底的思想解放面前，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的叶公好龙原形毕露了。在中华民族最需要彻底反思、最需要理论思考的时刻，我们的人民的思想家们却被扼住了咽喉，于是全民族的犬儒化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才送走王若望，又得送王若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内不多的至死都还执着于当初入党时的民主自由理想的人。正如刘宾雁先生在王若望先生追悼会上所说，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所看到的自己的祖国，不是离其在青年时代就立志追求的民主自由理想更近，而是更远了。
安息吧，王若水先生，作为晚辈，我们会把你们未竟的事业继续下去，我们会去实现你们临终都还念念不忘的民主、自由理想！
高寒
2002年1月10日 纽约
王若水基金会